《記香港：陳慧》時代的說書人：說香港是福地，未免太輕佻

「作為主體的香港一直都在，但每個人走，都會帶走屬於自己的一些。」

_{編按：本文原載於港媒《立場新聞》，經作者授權後轉載於《世界走走》。2014年12月，《立場新聞》於傘運後誕生，2021年12月29日因港版國安法被迫停運：當日，《立場》六名前任及現任高層鍾沛權、吳靄儀、何韻詩、周達智、方敏生及林紹桐被捕，所有員工被遣散，本文也隨《立場》關站而消失。近日，香港作家陳慧在台灣推出新小說《弟弟》，走走重刊此篇專訪，讓讀者認識陳慧所經歷的香港與時代。}

《弟弟》小說最後，是姊姊對弟弟說的一句話：「好，譚可樂，我的弟弟，既然每天都是關鍵，你就坦率而活吧。」

2019年初，香港未翻轉為新香港之際，到台北藝術大學任教不久的陳慧，完成小說《弟弟》。這件作品也是小說家的個人療傷，整理幾年間不知道如何述說的雜沓情緒。她用犀利明快的筆觸，從輕巧到沉重，從明亮到幽渺，從家庭側寫時代，既以2014年雨傘運動為背景，也層層堆疊出小島的來時路。

陳慧曾經希望，這本書能夠回到她心心念念的小島出版，可是形勢很快變得不可能。就在故事擱筆的那年夏天，香港生出更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過去守持的價值急速敗壞。從大島回望，她發現小島換了一副模樣，憤怒又悲痛，也同時強烈地感到，那個有關雨傘運動的故事，一下子便過時了⋯⋯不如，作罷？

陳慧是在2021年改變想法的，立意要在台灣出版《弟弟》。那年小島有兩件事──香港《蘋果日報》和網媒《立場新聞》被迫閉關──大大打擊了她。在兩個新聞媒體苟延殘喘的日子裡，很多朋友埋頭苦幹，努力為尚有的存檔。果然，之後什麼都消失了。臉書「動態回顧」功能是最佳的日常證物，那些「目前無法查看此內容」的條目，天天提醒我們，從前隨手便能分享的，隨時可以人間蒸發。

「所以我要把它（《弟弟》）印出來。」陳慧說。因為不留下，便消失。何況《弟弟》不只是香港的故事。居台四年，陳慧看到香港經歷過的價值觀改變，有些已經在台灣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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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個曾經消失的專訪，刊登過在已經消失了的傳媒上。那個專欄訪問了幾位有生命厚度的香港人，標題叫「記香港──趁還可以，我們說自己的香港故事」，一語成讖。它由兩位風高亮節的傳媒朋友策劃，有意識地抓緊最後的片羽吉光。當中一位這幾天才站上被告欄。請容許我，借這個位置遙遙向兩位致意。 

在這裡留下文章，希望台灣朋友能多了解陳慧的來時路，以及她永遠也放不下的香港。

（寫於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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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2021年刊於《立場新聞》之原文）

 

作家陳慧說，說書人就是要沿門托缽，因為沒有故事是屬於一個人的。像她的《拾香記》、《弟弟》、《眾星逆行歸來》⋯⋯一字一句，一篇一章。

那末，在陳慧自己的故事裡，又是怎樣的香港和時代？

「我不太會講自己的故事。但香港有很多故事，即使爸爸媽媽的故事都比我有趣太多，問題是他們不自覺，我只能像碎片那樣撿回來。」

I：爸爸媽媽的故事比我好看

陳慧爸爸的人生轉折，好像都跟貪玩有關。爺爺在泰國開橡膠園，原本打算送長子回福建家鄉繼後香燈，但長子不就範，倒是終日泡在湄公河玩的二子易哄，一輛單車就騙上船，糊裏糊塗飄洋過海。長大後考上黃埔軍校，別人抗戰冒槍林彈雨，他卻跟美軍到塞班島飲可樂喫朱古力交女友。戰後重返上海，燈紅酒綠過膩後，聞說有個殖民小島更好玩，便興沖沖隨大夥兒南下。沒想到有天回不去。

而在南方的殖民小島上，另一個故事沒半點好玩。小島以西有一個更小的島叫坪洲，住着陳慧外公一家。外公經營火柴廠和灰窯廠，女兒在家唸私塾。然而，自外婆在日治期間炸死後，大小姐的養尊處優倏忽走調。外公續絃的新太太來自內地，是厲害腳色，繼女被咄咄相逼，待回神，已被丟到九龍城工廠寄居，當上繡花鞋面女工了。外公早逝，後來很多事情都看不見；太公倒活得久，但也只看到自己住進雞舍的淒涼晚景，長暮悠悠。

一邊是一輩子的「單身貴族」，貪玩到最後；一邊是傷痕纍纍的小孤女，怕對旁人目光，終日惶惶。南轅北轍的兩個人，年紀也差一大截，但紅線還是牽上了。

陳慧1960 年生於香港，那時媽媽未滿 18 歲。她的童年回憶常常是悶──「好乸悶」（很悶）。

「那時家裡只得我一個孩子，爸媽都不懂得跟我玩。我爸雖有妻兒，但做的所有決定，都跟一個人生活沒有分別，是浪子。他給我最好的東西是空間。我媽是怕事的『僆妹』（女孩），親母早早過世，身邊也沒疼惜她的人，如何知道怎樣當媽？她最大的固執是不給我買玩具，只買書，還專挑經典，即使連環圖也是《紅樓夢》。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抑鬱⋯⋯怎麼可能沒有？」

陳慧記憶中的媽媽，迷信知識，品味精緻，常嫌粵語片粗俗，強調自己只看西片。在私塾讀過的幾年書，大概夠她讀完一份報紙，而她還有一個習慣：把精要抄在小本子上（多是陳慧用不着的練習簿），有時是食譜，有時是人生格言。那些蠅頭小字，一筆一畫安放得妥妥貼貼，像她接回來加工的晚裝手袋 ── 微小的黑珠片逐一繡到也是黑色的皮包上，窮工極態，殘害視力，但併出來的立體小花，說不出的好看。

不懂得孩童的，還有爸爸。「他很『頂癮』（有趣），一天忽然問我：『睇咁多故仔書做乜？』（看那麼多故事書幹嗎？）然後給我《讀者文摘》。」那年她七歲，正在看《兒童樂園》。

說着，連陳慧也莞爾了。分明是越級挑戰，但容我們重申：小小陳慧沒玩具。所以她乖乖坐下，翻開小書，努力把看得懂與看不懂的字通通啃下去。「我用『噒』（重加咀嚼）的，一隻隻字的『噒』，好不容易『噒』完一本，下月再來新的。」

從此，在生命低谷死不放棄的人、被苦難磨得閃閃發光的人、在關鍵時刻拯救生命的人、異想天開最終實現夢想的人⋯⋯藉着一篇篇千字文，走進小小陳慧「好乸悶」的世界，「別忘了總有飛機掉下來的倖存者故事，我讀了很驚，覺得世界很危險！」笑畢，方續：「我的世界觀跟《讀者文摘》和後來大量閱讀的翻譯小說，大概很難分得開，裡頭的西方倫理和對美好的定義，不知不覺影響很深。」

「用現代標準來看，我爸極有品味，我媽則很細膩。媽媽對我影響很大，即使到現在，我還是有一種虛榮感，曾經為看懂卜洛克（Lawrence Block，當代美國偵探小說大師）自豪，覺得該知道某些書，很希望一天可以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雖然清楚自己不是。那種虛榮，或許跟別人希望擁有一個 Prada 沒兩樣。」

爸爸媽媽神經刀式的教養，把陳慧育成愛吃書的小孩：「我人很悶，但我看了很多好故事，想了很多事情。回想起來，難怪我太早憂鬱、太快青春期。」

那年是 1967，也是陳家的轉捩點。

「那陣子，爸爸一邊跟朋友合資經營廠巴，一邊做司機開六號巴士。很多個下午，媽媽提着藤籃，帶我到尖沙嘴碼頭總站陪爸爸吃午飯，讓我在雙層巴士上跑來跑去，很悠閒。我爸一直打風流工，重點是不要耗掉他下班打麻雀的精力，他還得過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的安全駕駛獎⋯⋯」陳慧噗哧一笑：「安全駕駛，即是一點也不快。我執拾時看到他那套餐具獎品，心想：老豆，你都得㗎啦！」

大廈天台上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是一家人的好去處，「我們不騙自己，那時確實喜歡工會，因為臘腸好味，買校褸便宜，還會安排吃蛇羹。」但爸爸加入罷駛，不為政治，只因有工友被炸斷腿，「對於工人階級的立場，後來我比他還『左』。他只是怕死。」

那八、九個月像是漫長的暑假，每次出門，都不知道能否順利回到學校。巴士說停就停，一停兩句鐘，車上孩子樂開花，女人惱煩未買菜，售票叔叔則自覺要肩負起這些婦孺的安危，大喊：「唔好落車，前面爆炸！」

「大人不會跟你討論，也不會問你可有嚇壞。都不會。我只是定格了一些畫面，長大才知那叫『六七暴動』。」陳慧說。

家住彌敦道上，小小陳慧最愛俯伏窗邊，看傳單從天而降，老爸見了便罵：「望望望，開槍射死你呀！」一個「宵禁」的下午（才下午已「宵禁」了），路上沒一部車子，陽光格外的毒，把所有事物變成閃耀的發光體。目眩間，她看到街上穿白襯衫藍斜褲、典型勞校子弟打扮的男生，被警察截停毆打，於是驚叫：「警察打人吖！」小嘴巴立即被媽媽掩住，她繼續睜眼看，見白襯衫慢慢染成一片紅，便在大人的掌心下呢喃：「件衫污糟咗⋯⋯」

罷工後收入不繼，工會安排太太們到青山道一間機器廠賺外快，在拉下的大閘後，給毛主席像章噴油上色。媽媽拿了一袋回家，小小陳慧舉起最大一個， 竟把自己的臉都蓋過了，「哇！」的一聲驚嘆起來。她想穿小腦袋也不明白，究竟要多奇怪的人，才會做一張那樣大的臉，讓人家大搖大擺掛身上？至於給像章噴油的媽媽，所知也不多，「觀乎她以後多年來的反應，我確認，我媽識佢係老鼠（認識他才怪）！」

才幾個月光景，平素跟爸爸耍樂的那票上海朋友，一一遠走美國。媽媽特別忙，鐵鑊買完一個又一個，通通用來餞行。彼時此時，別離是兩碼子事，女人和孩子在機場哭得稀巴爛。

後來，她從媽媽的埋怨中隱約聽到，朋友提走了爸爸的錢。那兩三年間，廠巴公司沒了，長工也沒了，但爸爸瀟灑依舊，貪玩也依舊，家裡只得媽媽一人撐着。至於住的房子，則從自住變租屋，從租屋變租房，從大房變中間房再變尾房，還從尖沙嘴一路遷往城市邊陲，最後落戶荃灣。

與此同時，陳慧換了一間間學校，但依然有本事在會考取得二優三良。只是成績再好，父親也不許升學，要她到糖果廠當女工。那以後，她上過班的地方還有包裝文具公司、印染廠、食品廠、機綉廠、珠寶店⋯⋯各行各業，邊賺錢回家邊讀夜校。

惱爸爸嗎？「嬲梗嬲。年輕一無所有，唯獨有權嬲，什麼都可以嬲。但成長最重要的領悟，是明白別人從來不是自己的理由。即使老爸不讓讀書，要讀的話，難道你讀不到嗎？夜校不成嗎？攤長來讀不會嗎？重要是自己選擇，開開心心做下去。這也是我近年很深刻的：認清自己的命運，做自己的選擇。」

走進風華正茂的香港電影  

然後一天，她讀報看到嘉禾電影公司招人。那是嘉禾乃至整個電影圈第一次招聘見習編劇，據說起因是袁和平投訴不夠人寫劇本。廣告只刊登了1001次，錄取4人。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風華正茂，可是陳慧對編劇一竅不通，也沒有特別喜歡動作喜劇。她只道做電影不悶，何況能讓想像力馳騁，邊說故事邊賺錢，太令人高興了。因為是女孩，她比旁人多用三倍力度才終於被看到能力。但，畢竟被看到了。

「 我從小就喜歡寫故事，喜歡思考關於故事的所有東西。那是很自然的，像細路看漫畫看得多，會執起畫筆那樣，因為存進去的東西一直撐撐撐，已經撐上心口。我覺得寫故事是大說謊家俱樂部，能脫離現實的沉悶。或者我的家庭愛情事業通通不能滿足我，甚至身在其中說不出所以然，但能夠在自己的角色裡經歷，彷彿成就了某種意義。

「如果問我，從爸爸媽媽身上得到什麼。我想，得到最多的是故事。他們沒有直接給我家財，卻送給我那個時代的記憶，還有生活上的種種堅持。」陳慧說。

II：我才知道，說香港是福地，未免太輕佻

1996 年，陳慧第一次看到香港的滄桑。

「那一年，你有沒有感到整個城市突然浪漫？夏天，我與陳可辛談《甜蜜蜜》那戲，抬望藍天，竟是多年沒見的好看。但同一時間還有另一感受：也許來到最後了，像梅艷芳那支《夕陽之歌》？所有報紙、電台和電視台都來『香港倒後鏡』，一起懷舊⋯⋯」浪漫至極，會摻進一點荒謬的味兒，陳慧沒好氣地笑了：「人人都望倒後鏡，想點？」

但陳慧不能免俗，她也「倒後鏡」了。離開工作八年的商業電台不久，她開展看似瀟灑但毫無保障的自由工作生涯，既在報紙連載十日完小說，又接下各式活兒，盼望能養活自己。當中兩樁，跟彼時香港特別相關：一是為香港電台節目《千色教室》搜集資料，回顧殖民地的中小學教育；二是為古物古蹟辦事處整理古物，把封印地下多年的小島舊物，捧在掌心檢查。

它們彷彿聯合起來召喚陳慧，開啟一種全新眼光，回顧生於斯長於斯的家。

《千色教室》共 12 集，三四人一組用半年多搜集資料，譬如在 1978 年實施的九年免費教育。陳慧讀到學者程介明研究決策過程的論文，提及這個關乎全港孩童命運的重大改革，多年在立法局議而未決，但港督麥理浩在 1977 年突然宣布翌年上馬，一聲令下，教育界忙得人仰馬翻。多年後，前港督向程介明親證，此決定另有心思──那年他出訪歐洲談判關稅，因香港的合法勞工年齡低於國際要求，陷於失利，回來便匆匆處理童工和強迫教育兩個燙手山芋。

原來無關教育本心。「從七十年代至今，香港的教育政策邏輯依舊：只有統治者的需要。我早明白，生活大小背後都是政治，但嬲的是──你老闆！實施後你明明有這麼多年，何不回頭認真做好基本，反而把考試和學制改來改去，把細路弄得那麼慘？！」

陳慧氣上心頭，更投入了，她把研究起點一直往來處推，看到教會辦學之初遇到民間反彈、文武廟在上世紀的平民教育扮演關鍵角色、東華三院把義學正規化、政府和辦學團體形成授權外判的關係。她也看到英國人嫻熟的管治工藝，把施政目標分拆成一條條實施得到的法令；看到上海英租界示威學生被槍殺激起的漣漪，在港引發「省港大罷工」（1925-26）；看到日佔時期教育近乎癱瘓，學校數目跌至雙位數⋯⋯「你不能只抽中間一塊併圖，就說香港的教育怎樣。要全盤看。」

《千色教育》最後播出什麼，她記不起了，只記得自己對於號稱「福地」的殖民小島，陡然生出前所未有的感覺：滄桑。

「當初英國和葡萄牙要爭奪的是澳門，香港算什麼？最出名的瀑布灣（Waterfall Bay，即今日華富邨附近）只是容易上岸的水源。樂道（Lock Road，尖沙嘴街道）又是什麼？女人們做生意，染上性病受困在此。這裡曾經只是洋人來取水和解決生理需要的地方。所謂第一期填海，是把永樂街大火（1851 年，472 間房屋遭燒毀，20多人死傷）燒毀的瓦礫木石推向附近海灘。還有鼠疫（1894 年，2000多人感染致死），也是很具象的大災難⋯⋯」

胭脂水粉通通抹淨後，她終於直視小島身上的累累傷痕。無處話淒涼。

「原來你是這樣的⋯⋯」陳慧幽幽的說：「我從認識開始愛，後來甚至覺得，『香港是福地』這話，未免太輕佻。」

完成《千色教室》後，她意外地闖進另一個考古現場──這回的歷史，伸手能觸碰。

她隨着一票香港大學藝術系畢業生，天天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在尖沙咀的紅磚屋（現為街坊福利會）上班。二樓擺放了一疊疊藍色膠箱，都是從屯門和馬料水發掘出來的陶瓷碎片，最遠能追溯到元宋之間。「臨時女工」的任務，就是在考古學家指引下，找回它們原本的模樣──豈不是天天奉旨做立體砌圖？陳慧哈哈笑說：「開心到呢。但也因為太開心，女生們聚在一起嘻嘻鬧鬧，被考古學家罵得很『甘』（嚴厲）。」

來自屯門的那些，特別零碎。「我很好奇，為何那些古青花瓷特別好看，卻都不完整？」

她回到書中尋答案，讀到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起，中國商人取道海路外銷，不少從景德鎮出發，把陶瓷沿河出海運往西方國家。屯門灘岸是境內最後的補給地，所有在顛簸路上破掉的杯盤碗碟，通通就地棄置，剩下完好的繼續未完旅程。她還讀到屯門曾是屯兵重鎮，沿海居民被多次實施海禁──明朝打擊倭寇，清朝阻截明鄭（鄭成功）和海盗勢力，所以民間「片板不許下海」。

「管你正在開飯，總之一道命令，舉家北移。那時香港已經承受了某種（命運）⋯⋯無論你離首都多遠，總之就是勾結海盜。可覺得似曾相識？」陳慧嘿一聲笑了，說：「所以我覺得1841 年 1 月 26 日開埠是香港生日，那以後我們才有自己的歷史。要不，屏山出了一個狀元已經很『巴閉』（厲害）了；但那些鄉紳無論永續多少年，香港都不會變革命基地。」

像孫中山 1923 年在香港大學演說：「我之革命思想，得之於香港。」

在紅磚屋埋頭苦幹的陳慧，誠惶誠恐地把成果交給撲克臉的考古學家檢核。但最令人惶恐的不是重組，而是流散。「碎片要用水清洗才見紋路，但當中有些不是陶瓷，而是更脆弱的陶土，時間拿捏很重要。所以真能體驗幾千年的歷史，在自己手中化作紅土的感覺。」你還在消失現場不知所措嗎？考古學家沒好氣丟下一句：本來就會這樣！

有關被掩埋的歷史，重組是功德，消失是常態。

那年年底，香港經歷另一場大型消失：11 月 20 日，五級大火吞噬嘉利大廈 41 條生命。每個從直播影像目擊窗邊失救身影的人，都分到一份恐懼和椎心的無助感。

嘉利大廈裡，有陳慧看的醫生、看電影的試片室、認識的唱片公司。事發時她正好約了朋友到附近，從佐敦道碼頭緩緩走去，遠遠看到平素車水馬龍的彌敦道，竟然長出一個個帳篷，綠的啡的。她站在騷動的街上震撼良久，直至跟其他不相干的人被一一驅離。這個城市太久沒上演那樣的大場面了，她突然驚覺：我們平日仰望高樓時，從不曾認真想過裡面藏着那麼多人；也不曾好好思考，擠擁的城市若遇上突如其來的大災難，哪有轉圜餘地？

「我們安逸了幾廿年，真的沒有危機意識。」她萌生一個念頭：趁還在，寫下香港的故事。

真正動筆是在翌年，「主權移交」變作「回歸」之後。

此前一週，陳慧沒心機做任何事。她跑去看朋友拍紀錄片，遇上很多特定飛來做專題的外國記者，大家天天在蘭桂坊團團轉，碰口碰面是熟人，「咦，又開工？」好強烈的過節儀式感。

待那天終於到來，比小說家的想像更有戲劇元素──

雨點在整個晚上帶着焦慮，拿不定主意該細雨紛飛，還是滂沱而下⋯⋯

前港督彭定康肅穆地接過禮儀兵遞來的英國國旗，以不撐傘演繹政治家身段⋯⋯

彭定康家三個女兒在慕蓮夫人號上梨花帶雨，美得淒酸⋯⋯

成功過渡為特區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一身大紅袍，端坐主席台中央氣勢磅礡，彷彿為一齣華麗的史詩式大戲掀序幕；可惜她估中了開頭，估不到結尾⋯⋯

「還有兩個深刻畫面：我在皇后像廣場遇梁愛詩（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她獨自提着大褸和兩大袋文件離去，那時對她印象還不錯；華叔（前香港民主黨黨鞭司徒華）帶領全體立法局議員，在立法局門前大喊 “We will be back!” 半夜，我跟朋友衝到政府合署，看皇冠徽號被摘下，然後在街上看警察換徽章。回家後看解放軍在上水入城的畫面，隱隱不安。 」 

她差不多竟夜沒睡，累積了很多情緒，「有些東西會消失」的擔心非常真實。不能不提筆了。

「如果你自覺是 storyteller，你做的事情，就是沿門托缽。沒有故事是屬於一個人的，我幸運遇上這些故事，然後問，可以把你寫下來嗎？每一個時代，都該有自己的 storyteller。」

我，
連十香，
生於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
卒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拾香記》

《拾香記》裡，連家第十個女兒只活了22年。生命將盡時，她把大家庭中各人的歷史娓娓道來，逐一祝福。那些個人的悲歡離合掙扎堅持揮霍不服企盼等，組合起來，就是小島和時代的一個側面。那個側面終於 1996 年，未等到「主權移交」變成「回歸」，沒活過小說家思潮起伏的那個晚上。

「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你都未去殖喎！』去殖？我從沒經歷過！」說這話的陳慧，自有氣場。

「我不會說我要『去殖』，因為我是在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而且我可以舉例告訴你：六七暴動雖然有『差佬』（警察）打工人，整個社會也有很多結構性問題像貪污和黑社會，但那以後，權力中心懂得自我修訂，包括警隊改革、廉政公署成立、制訂青年政策，還『夠膽死』辦了一個藝術節出來⋯⋯

「那便是高低。你比他差很多，就是這樣。」

《拾香記》成為陳慧生命中的一樁大事，但當時沒想過，它還會成為不少香港人生命中一本重要的書。流散後，帶它遠走彷如帶着自己的根的，該不只我一個；與孩子共讀來回憶舊時模樣的，該不只我一家。

「用那樣的小說去認識香港？不要吧，太悲哀⋯⋯」陳慧低迥。

悲哀是，教科書裡的、新聞故事裡的、博物館裡的香港故事，都不再是我們曾經認識的那個模樣了。守護回憶成為重要的事情。

因為，回憶，就是，愛。

III：從 2003 年黑色的愚人節說起

很多年後，人們說起香港，都少不了 2003 年。說到 2003，又難免要從那枝 83 號下籤說起。2 月 2 日年初二，一身黑衣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那年頭穿黑衣不怕惹罪），按習俗代表政府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求得「凡事不吉」。有人說，那是車公最後一次向香港人說真話。

2 月 21 日，一場婚禮把廣州的退休教授劉劍倫和他身上的沙士病毒（SARS）一併帶進香港，入住 911的酒店房號。才一個月，在酒店住客和全港市民接力下，病毒攻陷威爾斯親王醫院和淘大花園，還坐飛機播送到全世界。3 月 27 日，全港中小學及幼兒園停課。

原來，那場疫症不只是又一個在北方被消音的恐怖傳說而已。

但再壞的開頭，也不夠為陳慧預備那年愚人節。回歸後幾年電影市道低迷，陳慧有時寫廣告有時寫電視，未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可是沙士不是省油的燈。4 月 1 日，她的工作夥伴不約而同挑在同一個下午來電：你的專欄要停了⋯⋯你的節目腰斬了⋯⋯你的通識課下個禮拜可能教不到了⋯⋯

「人生第一次，所有壞消息都是 by the phone（從電話裡）來的，一日間知道即將失去所有收入。」陳慧說。

晚上，她依約與李純恩等幾個朋友到皇后飯店吃飯，來不及訴苦，夥記便來問：「李先生收到消息沒有？我們老闆好像出事了。」傻的嗎？即使是愚人節，也不要有的沒的亂傳好不好？何況那陣子假消息滿天飛，計有「恒指大瀉」、「特首辭職」和「香港正式宣佈成為疫埠」，澄清的人忙得人仰馬翻⋯⋯

一笑置之是正常反應，只是世界從沒答應過正常。新聞說：「歌星張國榮在中環墮樓死亡，終年 4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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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飯，大家惘惘然，各自歸家。 

同一個晚上，淘大花園有700多個住客被送離家園。接載他們到渡假村隔離的小巴一部接一部，記者送行的鎂光燈一閃又一閃。陳慧記得，那以後沒多久，電視新聞的熒幕下方新添一列資訊欄，不同大廈的名字像走馬燈轉不停。又名「疫廈」。

這場疫症終於 6 月 23 日，那天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把香港從疫區名單上除名。6 月 29 日，中央與香港簽訂據說是「中央送大禮」的新經貿安排 CEPA。陳慧不久便見識到這四個英文字母的威力──不單港產片變合拍片，連大街小巷也變臉了。

「從前我到銅鑼灣食雲吞麵，後來只能『食』伯爵錶；再然後，醉瓊樓的落單阿嬸竟然聽不懂廣東話！我拍枱問，你們還做香港人生意嗎？一個阿叔連忙說『我來我來！』」陳慧氣上心頭，但更大的是悲哀：「最慘是，他們根本不明白你嬲什麼。像在自己的城市裡，變成異鄉人。」

那年 7 月 1 日特區成立紀念日，五十萬人走出來，不是慶祝。烈日當空，維多利亞公園塞滿撐傘和揮汗的人，抗議政府擬就《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那條文充斥着「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竊取國家機密」等陌生用語；最貼近香港人聯想的，唯有周星馳電影《國產凌凌漆》那句：「你屈個盲嘅偷睇國家機密，做人都要有良心至得㗎！」

自1989 年 6 月 4 日後，香港很久沒發出過那樣的怒吼了。

陳慧知道。回歸前她是商業電台的節目監製，負責諷刺時弊的長壽廣播劇《18 樓 C 座》，差不多有九年，日復日摸着城市的脈搏來創作。

「工作很緊張。每天中午節目出街後收聽所有整點新聞和看剪報，待傍晚看完電視新聞，便與編劇鄧高叔討論劇本。我度橋他寫稿，翌日早上八時回到商台，他的傳真稿已到。鄧高叔是節目靈魂，從前寫邵氏的戲，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譬如故事怎來？人物反應要準。人物如何反應？角色設定好，反應都在裡頭了。像周老闆和祥嫂，就是前人開山劈石留下的好角色。」

嘻笑怒罵背後，節目始終守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鄧高叔有一個說法：各打五十大板。像周老闆常說的：『佢係唔啱，不過你咁講都係唔好』、『你好聲好氣同人講嘛』。你可以叫這做『和稀泥』（折中、妥協），但它確實是長久以來的香港價值。」

天天《18 樓 C 座》的那些年，陳慧記得香港人心躁動，但那時能夠震動社會神經的，始終是民生，像樓價急升、水費加價，公屋建築出問題⋯⋯ 所以 2003 年，竟有那麼多人上街反對 23 條立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包括預計約十萬人參與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

「真猜不到那麼多香港人會為『形而上』的東西走出來──那是為民主、為制度、反 23 條呀！」陳慧這樣理解：社會問題就像一個個破洞，如果修補得快，才沒人閒得去尋根究柢；可是政府不作為太久，破洞愈弄愈多，譬如不提起當沒事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大家認真起來探究，終於發現許許多多的小破洞底下，原來藏著一個荒謬的「大咕窿」。根本是挖掘方式出問題。

「人們赤裸裸地看到政治影響生活、問題的背後是制度。」

那以後，直至失去之前，遊行是香港人的日常。假日下午，港島北的主要車道上，總要分出一條行車線給走路的人，有老中青有 BB 車有輪椅有口號有直幡有秩序有雪糕⋯⋯說到這，陳慧認真地趨前詢問：「你也覺得好乸攰嗎？有一段日子差不多每個假日上街，大家都問何不能好好休息、偏要日曬雨淋行去中聯辦？」問完又自答：「但是被辜負了那麼多，意難平。」

走出來的人一次比一次多。2012 年 6 月 10 日，二萬五千人要求中國徹查八九民運異見人士李旺陽的「自殺」事件。2012 年 7 月 29 日，九萬人要求撤回被指「洗腦」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2013 年 10 月 20 日，十二萬人抗議港府換發「免費電視牌照」時疑黑箱作業⋯⋯

「每件事都帶來一堆情緒，但當政者沒想過認真處理。」還有從回歸前已在討論、一匹布那麼長的政制爭議。

2013 年，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牧師籌備「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真普選」。4 月 28 日，佔中秘書處成立，記者會除了牽頭的「佔中三子」，還有十個來自不同界別、決志參與的「佔中十死士」。大家驚訝地發現，陳慧竟在其中。

她從說書人變成新聞裡的人，以另一種身分介入漩渦中的城市。

「那樣走出來，說穿了是陰差陽錯⋯⋯」陳慧謹慎地說完「陰差陽錯」四字後，繼續先前的坦率：「但我信一件事：無論個人抑或家庭、團體甚至社會，要做的東西總得有人做。即是說，地下髒了，不要等別人來抹。如果覺得事情應該那樣發生，自己做就好。」

可惜現實不是電影，所有劇本都只能是良好意願。即使信念書發佈了、商討日做足三次、德高望重的長者們毅行了七天、初選和預演在萬難中完成、戴耀廷在台上嘶喊啟動⋯⋯可是，「佔領中環」所爭取的並沒到來，甚至「佔領中環」本身也不曾發生。真正被啟動了的，是「雨傘運動」。

2014 年 9 月 28 日下午，夏慤道上瀰漫的催淚氣，催生了朵朵雨傘花。 

「我看到無名無姓的人，做了很多我會說是『俠』的東西。有人搭出自修室、有人建木頭通道讓人跨過車道上的路壆。一天下大雨，卡板一車車的送來，把所有帳篷都墊高了。都是無聲無息的，很快就完成了，現在我甚至想不起當中任何一個人的模樣⋯⋯」

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陳慧從佔中三子身旁慢慢走開，她看到的是──咦，原來你們不懂大家為何走出馬路？大家可不是因為答應了佔中才走出來啊！10 月 10 日，她與何式凝、舒琪、黃耀明和何韻詩等組成「文化監暴」（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號召不同界別發聲，守護和平抗爭的年輕人。然而，當她以為自己跟年輕人站一線，一不留神卻發現──咦，原來我是你們口中的「左膠」？原來「愛與和平」也有問題⋯⋯？

「老實講，2014 年我也曾經抗拒『本土』；咩『本土』啫？香港行『一國兩制』，你別亂來。2015 年我『撓埋手』看梁天琦；咩料？哪來的？想怎樣？可是到 2016 年，連我也頂不住那四個字（和平佔中）了；我們當然是『本土』，為什麼不？抗爭者哪算暴力？到了去年：你們要還手啊！不然走不了！⋯⋯

「叫『發現』也好、『覺醒』也好，幾年後回看，那段日子原來是一種過程。」

當中有亢奮有墜落、有不斷推陳出新的痛苦認知、有反反覆覆的希望和失望，更有分裂分裂分裂和更多分裂⋯⋯無論誰個，都分到專屬自己的一份孤單與無力感。

陳慧愈來愈消沉。

祝好求求你，不要譏諷力量微小的人。

再這樣下去，我怕我再也無法愛你。

黃色的世界又再分裂。

分裂同時傾斜，我從立足之地一直滾落，跌到裂縫中去。

沒人拉住我。

──《眾星逆行歸來》

待至 2016 年大年初一，旺角那場因魚蛋之名的大型騷動和警民衝突後，她強烈地感到：自己跟不上了。

「我清楚知道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跟他們走吧⋯⋯但我跟不上，太多東西無力理解。對於香港接下來該怎樣走，我毫無概念。我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知識太貧乏了，有太多書要看，想放逐自己。

「我覺得自己對這個地方已經冇用；不是還有沒有作為，而是很乾脆的冇用。不是晦氣話。」她呼出一口煙，續：「我都係扯罷啦⋯⋯要用『扯』（離開）字才傳神。」

2018 年，陳慧接受台灣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教職，真的「扯」了。

她後來才知道，出發時自以為放長假的「扯」，跟後來彷彿回不去了的離散，端的是兩回事。

IV：在跳接中看墜落 

與陳慧相約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藝大咖啡館，我早到。初櫻、蔓藤、草地、池塘、鐘鼓樓、紅磚灰牆、低調但耐看的建築、飄到教學樓外的樂聲⋯⋯不禁給她發訊息：「你呢度靚到一個點，簡直無法專心工作。」

「係㗎」，她的回覆夾了一個微笑同時滴汗的 emoji，一言難盡。2018年，她成為這裡的電影創作學系客座副教授。

在後雨傘的消沉裡，陳慧有時會來台灣放短假，到華山光點看戲，在小巷找能點煙的咖啡室看書寫稿，最重要是喘息。後來北藝大來了工作機會，「我第一個念頭是，如果早十年就好了，那時什麼都不用顧慮。但接下來想，十年後若再遇上，我也會這樣希望嗎？起行吧！反正只自己一人，又到了這個年紀，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陳慧在 8 月 1 日起錨，開始時像從灣仔搬到沙田：是遠了點，但隨時可以回去。頭兩年，她確實每隔一兩個月便跳上飛機，回藝術發展局開會，跟親友見面。只是沒想到，這樣在時間軸上跳躍前進地相見，像極電影的跳接鏡頭，竟令香港的急速墜落顯得更戲劇化，格外叫人難受。

「我知道香港一直在變，但如此密集地跳躍着看，感到消化不良，好心酸──點解你變得咁快？做乜搞到自己咁呀？唔好啦⋯⋯」彷彿梁朝偉在《重慶森林》對毛巾和肥皂苦口婆心。

稍頓，陳慧續：「感覺很強烈，卻不能說，怕別人覺得自己才離開便嫌棄，連我也這樣詰問自己。當時我未懂得釐清感受，只能形容，那是一場漫長的告別。」

612，616，701，721，805，831，1010，1112，1116⋯⋯她在每個日子記住一件事，告別一塊美好，納來更多顛覆。

2019 年底，人在灣仔，夜歸。朋友們紛紛警惕說香港不同了，但陳慧向來是夜貓子，又在熟悉的老家，心想怕什麼？然而，暗街獨行，前面冒出警察，她赫然心驚。像啟動了某種求生本能，她裝作鎮定走過去，努力令神情看似一個藍絲大媽。

「原來我驚，但我嬲我驚。」說時有恨。

「我接受不到自己的情緒。那種抑鬱同時無力抑鬱、恐懼同時憎恨恐懼的感覺，很真實⋯⋯我想不單是我，是很多香港人。當有人不為私利、更不是為着自己的錯誤而入牢，旁觀的還怎樣訴說自己的無力？」

半夜，舜伯弄醒我，跟我說，你記住，祝好縱使有錯，她做的事情並非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從前，這就是俠，偏偏如今無俠亦無情。

──《眾星逆行歸來》

從去年到今年，從反送中運動到港版《國安法》，DQ議員、閹割新聞、瘋狂起訴，整治專業，事情的惡來到新層次。「什麼叫破壞？那是摧毀了一種質素──它不是有形的東西，而是做事的標準、對事的看法、對人的態度、專業⋯⋯人性。這是我最大的憤怒。」

她對自己的微妙情緒也發展出新察知，「旁觀一切腐爛，連帶自己的心地也會出問題。像李偲傿死，大家第一時間請出『小鳳姐』，十年前怎會想像自己成為那樣的人？又像運動口號，從下台到下地獄到死全家，面不改容⋯⋯我認自己在這事上很『左膠』，喊不出口，但我憎恨當權者：你們自己變差就好，但你們的作為，令香港人都變差了。」

後來運動出現了一句話：「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當中夾附廣東粗口，有說是年輕人詞拙，但半輩子與文字打交道的陳慧不同意，「我見識過真正的詞拙，那是回歸後兩年，香港廣告質素直線下滑，後來所有飲品廣告只剩一個『爽』字。現在的後生仔不是不夠字用，他們只是有很大的情緒。」 

陳慧的情緒，陳慧用小說來治療。

我在河岸上看著洪水滔滔，深深的哀傷悲慟漫過心頭，好像沖走的，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部份。

──《眾星逆行歸來》

《眾星逆行歸來》去年底在香港文學季發表。她在 7 月 11 日開筆，到 9 月 18 日收筆，期間──

香港確診新冠肺炎個案的單日數字達 173 宗高峰、58 萬人在民主派民間初選投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限聚令」收緊至二人、已報名參選立法會的楊岳橋等被裁定提名無效、林鄭月娥引《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男子在電單車上懸「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被起訴、李卓人等因六四集會被控「未經批准集結」、二百警員搜查壹傳媒大樓、拘捕創辦人黎智英、林卓廷被指在 721 元朗襲擊事件涉暴動罪、教育局要求教科書刪除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內容、在海上被捕的十二港人被指「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才 70 日。

才他媽的 70 日。

我們在崩塌的日常中守住人的正常。

過去我對「正常」二字沒想得太多，現在才明白，原來正常，就是正直與常識。

──《眾星逆行歸來》

「寫的時候有很多情緒⋯⋯但我不想只說去年，最想呈現的，是沉積。譬如你問郭乃弘牧師，他會從高山會議說起，層層疊疊。有些人老早就在。很多事情互為影響。

「文學季以『離留』為題，有趣是沒把我放在『離開』那邊，反而是『回來』。現在，『歸來』對我的意義確實很不一樣。不是被迫着認同的那種回歸。很多同輩人理直氣壯地說：大陸一早收回香港，你們搞這麼多做什麼？他們真的完全回歸了，我卻至今未回。但也不是『少小離家老大回』、很唏噓的那種回歸⋯⋯

「我的『歸來』是：你返來了。它是過程，令一些人發現甚至覺悟，原來自己那樣在乎香港、原來我有這樣的身分、原來我要做這些事。記得《星球大戰》嗎？開場的字體和音樂好勁，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就是那種感覺，像神話人物出場，浩浩蕩蕩，波瀾壯濶，願榮光歸香港。我要在小說裡寫一個華麗的回歸，因為我們值得⋯⋯

「我想要的、會有的，是那樣。」

她兀然靜了，我們各自捧杯，專心嚐着味蕾上的澀。

「從來創作都是治療，即是先治療自己。」說着，她哈哈笑了：「你們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作罷！」

雨傘後，陳慧用《弟弟》治療抑鬱，提醒自己活好每一天，最後一句是：「好，譚可樂，我的弟弟，既然每天都是關鍵，你就坦率而活吧。」反送中運動後，她用《眾星逆行歸來》梳理現實中的種種意難平，通篇像密碼，彷彿鐵了心只要給香港人看懂。書中的「我們」，最後決定生一個孩子。

「有什麼比生小孩更能表達他們（兩個主角）的勇敢？願意相信自己能在這個地方養育下一代，那是有付出才做得到的事，背後是生命力和盼望。我把所有祝福送給那樣的人。」

孩子大概要在漫漫長夜裡長大。為他點一盞燈吧。

孩子長大後，會生下他們的孩子，到時候，黑夜或許仍沒有過去，那就教他們如何為自己的孩子照亮黑暗。

黑夜沒有過去，就繼續將燈點上，直至黎明來到。

──《眾星逆行歸來》

偶爾，陳慧在臉書分享台北的夜空，有時是北藝大早出的初月，有時是夜歸六條通遇上的圓圓月光。

「香港永遠被大廈包圍着，勉強找到小塊天空，可是一下子就天黑了。在台北街上，即使太陽早早下山，還有半句鐘才慢慢暗下來，真是一個有暮色的城市。我喜歡那樣的黃昏，彷彿歲月悠長。」

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在喜歡的這個城市，安頓下來？「但我想，我永遠無法 settle。即使中了樂透，即使買到有陽台的家，即使那陽台望得到大安森林公園。什麼是 settle？怎樣才能 settle？不懂就是不懂。」

三年過去，有關身處台灣，變成很不一樣的事。它不再是陳慧曾經以為的，「像從灣仔搬到沙田」或者「人生最昂貴的一次搬家」而已。

「後來的事，令人措手不及，像大家的經歷。只能說，我沒想過自己從此不住灣仔。如果有人竟然讚我有『先見之明』，我甚至不想跟他說話。」同一時間，她在台灣遇上很多不如意，「丟給你可能捱不過，但我捱得過，因為是我的命，度身訂造給我的。」

一個人，兩條命。在學生眼中，陳慧是編劇老師，會看作業理解他們筆下的台灣，嘗試給有用的建議。至於晚上看香港直播到天光、永續黑眼圈、有時莫名激動、這一輩子都背負傷痕的那個陳慧，她說，學生無法理解，也不需要理解。

「我有些厭倦人們問我可會掛念香港」，說時一臉不好惹：「廢話！」

「無論你今日在哪裡生活，試圖壓下又好、什麼都好，總會在某些時刻感到，原來你那樣着緊、那樣心痛。作為主體的香港一直都在，但每個人走，都會帶走屬於自己的一些。」

書寫於陳慧，虛構是為了回應現實，否則便失去意義。香港是她離不開的現實，即使肉身離開了，即使旁觀墜落，心痛得不懂回應，「有時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什麼。但我要記住我嬲，記住所有感覺。總有一日，我會知道怎樣講，然後清清楚楚地講出來。這很重要。」

「即使看得辛苦，不想看，但你還可以做什麼？記住囉！這是我們的責任，尤其是還可以自由地說話的那些人。」陳慧說。

不要適應。不要習慣。

縱使被欺凌被踐踏被扭曲被誣蔑，要知道這就是扭曲的世代守護真相的代價。

而這是我的命。我為我的命驕傲，這是一道只有我才能走過去的門，這道門只為我打開，也只有我能將它關上。

要在不正常的世界裡奮力當正常的人，就算筋疲力竭，粉身碎骨。

──《眾星逆行歸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