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穿越」：在防疫末代返鄉中國

三年未回國，不知自己生根去何處，但至少保留不做倀鬼的良知。

「我有個朋友，也是到浦東，隔離了一天核酸陰性就可以出來了。」坐在後座的台商叔叔跟我隔著一米距離，用不大不小的聲音講他朋友順利出隔離的流程；身子則側向過道的防疫人員，好像也不只是說給我聽。「我們雖然也在浦東，但不知道行不行」，頓了頓，再用意味深長的眼神掃了我一眼，「這就是人治（的國家）。」

離家三年後，終於在新年之際踩著中央說「放開」的尾音回了國。2022年12月底，中國國家衛健委宣布，自2023年1月8日起將「不再對感染者實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當日朋友圈幾乎像過年一樣熱鬧，「三年終於結束了。」

中國防疫末代：在黑洞裡各說各話

但對於在宣布消息後、政策正式實施日前回國的人來說，我們與基層防疫人員卻都在某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時空黑洞裡打轉：理論上在1月8日前回國的人員，仍然要按照原規定集中酒店隔離5天、居家隔離3天。但幾乎是在中央宣布放開後隔天，網上就有層出不窮的「經驗貼」，成都、上海、北京與重慶都出現了完全不需要隔離的狀況。

於是，一直以來因為「破碎的威權主義」與中央地方制度，於日常裡遭遇「層層下達」、忍受「層層加碼」的我們與基層防疫人員，這次也毫不意外地在政策方向變動之交，又與「層層不知」面面相覷了。

在酒店大堂，我們與領導隔著一扇厚重的玻璃大門，像盯獵物一樣看緊對方，同團的幾個人用上海口音與台灣口音平穩而禮貌地用微信電話同領導溝通。

「為什麼一樣是浦東區，其他酒店可以只用隔離一天？」

「國家已經要放開了，為什麼上海市內部還不統一？你們大人可以為小老百姓想一下嗎？大家不用這樣浪費時間。」──嚄，我在內心小小的、不恰當的開心了一下。在海外社運現場聽到「大逆不道」的話仍「波瀾不驚」，但在這樣的國家聽見一點點聲討、質疑與耍賴（會有人說，是弱者的武器），都覺得好澎湃。

機場一條不過百米的過道裡，隨處可見過去三年的烙印。（作者提供）

可惜不過三個來回，領導就抓住讓人閉聲的倚仗：「我們是遵循防控辦的法律，你就告訴我你們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們一想回「但是」，領導就用手勢打斷，更大聲道「你就回答我，是不是？」「你說！」於是這場黑洞裡的權益爭取，最終以法律與公民為名告終──我又在心裡不恰當地笑了一聲，不論多久沒回來，這裡還是熟悉的配方。

隔日，或許因為還有其他黑洞裡的聲音，換了一群防疫人員挨個敲門讓我們抄寫保證書，「現本人XXX因XX原因必須離開隔離酒店，防疫工作人員已多次宣導勸阻，但我明確拒絕，不惜任何代價堅決離開⋯⋯一切後果自己承擔。」簽完名就可以離開。

負責簽名的姊姊還教我如何寫必須要離開的原因，給了我三個選項。「你挑一個寫哈。」

「之後不用隔離了，那妳還有工作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出盤旋在心裡多日的疑問。

「我回去醫院上班呀！我是被拉來這裡（支援）的。」

「好巧，我也是被拉來的。我們所有人都在被拉來拉去，是不是這樣上面看起來就會是井然有序的大國樣？」我默默在心裡嘀咕，沒說出口。

「我先走了，大家保重！」台商叔叔在我們臨時組建的微信群裡留下這句後，率先離開了隔離酒店。「一路平安」，我們紛紛跟上。

「上海那個事情」

出隔離後，生活被幾次令人錯愕的對話分段。錯愕並非來源於冒犯或無知，相反，離岸時做了一層又一層的心理建設，我才是所有朋友中情緒「用力過猛」的那一個──但後來我又發現，不是這樣的。

跟朋友約好在其他地方逛街，卻還是不自覺地走到了上海白紙運動的核心地帶「烏魯木齊中路」。我偷偷掏出台北飛地書店帶來的徽章，佯裝鎮定地快速合影。地點：上海。（作者提供）

「你們真的都打算潤嗎？」

比起之前的線上聊天，有些朋友仍然、甚至更強烈地想要離開中國，「出去再說」幾乎成為飯桌的高頻詞；但在另一波友人的見面裡，我又遇見另一個階段的回答：「想是想，但不會為了潤而潤。」於是我帶著後者的聽聞繼續問前者，是否做好更周詳的打算，「海外生活也有極度痛苦與孤島的時刻。」

而讓人心碎的是，好似一切生活如常、見面以來一直情緒穩定的朋友，聽完這句話突然盯著水杯哭了起來。從抽噎到大哭，淚水止不住，口中的話也跟淚珠一樣斷線，「可是我再也不想經歷那樣的恐懼」「明天就會輪到我的恐懼」。斷斷續續地，都是「恐懼」。

那一刻我切實地看見，這三年，至少在一些國人的生命裡，並不如表面那樣隨著放開而天降大雪般一切都被抹去。

而一樣未被抹去的還有那群白紙事件裡的年輕人。

吃完飯後我們又默契地逛去烏魯木齊中路，一條長長的中心街。我看到在那個晚上刷過無數次的路標，看見曾放過一束花的郵筒。我問哪裡是當時的中心？朋友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她也忘記。但下一刻我們就共同判斷出位置──整條街只有那個路口附近停了一輛看起來可以隨時審訊的高級警車（其他路口都是三三兩兩的交警，儘管這也比其他路段更「高配置」）。

我下意識攥緊口袋裡的徽章，念及當時那個令人震動的現場，忽地諷刺地想到，這些警察或許是記憶那群年輕人曾存在過的最直接體現。

後來跟父母打車，初五時的年味尚存在這小小的車廂裡，司機笑呵呵地跟父母嘮嗑，講放開以後終於不虧錢了。「其實早就要放開了，就是⋯⋯上海那個事情之後。」司機看了一眼前排的爸爸，又低頭重複了一次，「上海那個事情。」父母沒有搭話，我卻想掏筆寫在明信片上，寄去獄中，「嘿，你們做了『那個事情』！」

朋友看到徽章時立刻指出與真實路牌的些微不同之處，如拼音、號碼。其實我們都知道徽章是當時為了宣傳做的改版（例如左右兩邊的數字改成事件日期，下標將漢語拼音換成拉丁維文），但依然想要多此一舉。或許是為了在細節裡確認曾經發生過的一切是真實存在的。（作者提供）

「是中國錯過了世界三年」

後來我又去別的城市找行動者朋友，但無論是找哪一群人，不變的反是彆扭的自己。

我邊走路邊不知該如何與朋友們開口自己的心情，怕太輕飄，又怕過度苦難化大家的日常。「因為我是在那些行程碼健康碼之前就出國了嘛⋯⋯所以現在回來，好像有一種，錯過中國三年的感覺。好像一切都跟我離開前一樣。」再次看到路邊廢棄的核酸亭時，我試圖慢慢地說出這句觀察。

「不是，」朋友沉默半晌後自嘲地笑了，「是中國錯過了世界三年。」

小區樓下具有「城市特色」的核酸亭，湊近時手套、櫥窗都有一層薄灰。地點：杭州。（作者提供）

「只要你生活在中國夠久、朋友圈夠大，你一定至少有一個認識的人家裡有老人因為這次突然放開而去世。」朋友繼續講著，輕巧地拐進當地的大公園裡。出來曬太陽的老人、帶著兔年頭飾的孩童、還有像我們一樣的年輕人與中年人好像都在出街散步，大部分仍戴著口罩。我嫌悶，摘除口罩與朋友大聊國外生活的趣事，因為許久未線下並肩而開心大笑。但笑完卻發現不少路人回頭看我，以為是因為沒戴口罩，匆匆扒上。沒想朋友盯著我的眼睛說：

「你有沒有發現，整條街只有你會大笑。」

這是揶揄我沒有形象？剛想拍胸脯大喊「不要拘束喇」，又聽到悠悠的一句，「大家可能已經不知道怎麼笑了。」

我啞然。

而不論是斷層的經驗還是大笑的體察，都讓我覺得自己好像穿越來的──

我了解這段歷史，我閱讀這段歷史，但我不曾穿過它。當我站在這裡，卻發現眼前每一個走過的人、每一個我注視著的活生生的生命，都是那段我所沒有經歷過的歷史所構成的。我與那位與他們同行的我，失之交臂。

走在路上隨處可見的「防疫時代遺存」。地點：深圳。（作者提供）

與中山大學的朋友們相約後，我再自己一個人拐去空空蕩蕩的康樂村，一個幾乎都是湖北人聚集的、布料衣物生產及銷售店鋪集中的城中村，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積累的廣州服料經濟商圈，卻在去年11月13日，被以「疫情防治」為名經歷了粗暴的「人口治理」。城中村外來務工人員「髒亂差」的污名，在疫情下被放大，那幾夜，這些人像病毒一樣被清趕：要麼去集中隔離，要麼立刻回家。

「太殘忍了，這就是他們的家啊，你叫他們回家？回哪裡？」後來有設廠在康樂村附近的夥伴提起這件事，仍然憤怒地想哭。「這就是連夜趕人走。我的工人們後來再也沒回來，是我我也不回來。」

每年農曆過年期間舉辦花市是廣州的傳統。花市因為疫情三年停擺，今年重啟後，以北京路為中心，日均人流量過百萬次。橫亙在道路中間、一起參與放開後的喜悅的鐵馬架，正是在年前被趕走工人們的臨時的家的基底。

除了回家與隔離，還有一部分工人們（被迫）選擇睡在路邊，「我看到橋下他們拿鐵馬架搭了一個像帳篷一樣的隔間，住在裡面。鐵馬終於發揮一點點用處了。」我接過夥伴的調侃，「但是現在這些鐵馬應該都在北京路，維持花市秩序，新年吉祥如意。」

 空空蕩蕩的康樂村門口。地點：廣州。（作者提供）

在廣州康樂村裡，店鋪已全部關門，偌大、密集的區域除了零星幾位還住著的居民，路上幾乎只剩下外送快遞員穿梭。（作者提供）

新年吉祥如意，今年在朋友圈內看見最高頻的新年賀詞是「自由」與「平安」。其實整個假期，走過七八座主要城市時，我都妄想可以在路邊角落找到一點點痕跡，不是防疫的痕跡，這已經夠多了；是對抗防疫留下的痕跡。很可惜幾乎一無所獲。但我仍樂觀地想：人在，仍有希望。

「潤出去的，落地生根；留下來的，不做倀鬼」，一檔中國影評播客節目裡，主持人波米這麼說過。三年未回國，不知自己生根去何處，但至少保留不做倀鬼的良知（與扭捏）。也許，未來的我們還可以做更多讓普通市民們也會提起的「那件事情」吧？

誠心祝願這個世界：自由、平安。（完）

左邊在廣州 1200 Bookshop。上面掛著的兩面大布上書「保衛非必要」，或許是來自上海封城期間流行的一首詩：「人間是由無數個非必要組成的呀」。（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