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上岸？她們的歸處在夜裡：華燈幕後從業者自述（下） -《世界走走》

By 筠筠

Jan 7, 2022, 10:00

我很喜歡酒店小姐這份工作。華燈初上不只是歌舞昇平，也是對抗汙名，看見被社會排除的人們；是接棒繼續努力，為雨夜花點亮夜晚的歸處。

自述上篇：那是我的人生，不是你寫的爛戲

起初觀看《華燈初上》時，我第一時間注意到的是他的英文劇名，“Light the Night”——點亮夜晚，對我來說除了翻譯外還有另外兩種意涵：

在「酒與妹仔的日常」，或是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我和同業希望做的，是一點一滴能夠改善勞動環境，給與無助的工作者支持。另一方面，酒店本身就容納了許多困境中的人，尤其是在社會安全網接不住逆境中的人時——因為入行門檻不高，不看過去的經歷前科，所以酒店等特種行業往往成為求職不易、有緊急財務困境族群的另類安全網。

正如劇中，這個勞動環境可能不那麼好又充滿汙名的職業卻可以讓從業者緩解危機、換得溫飽。

酒店工作飽受汙名，卻是接住許多女性的一道安全網（陳品佑攝）

女性受刑人的更生

劇中的Rose媽媽與花子都曾是女性受刑人，Rose媽媽因為經商失敗的前夫入獄，花子因殺害施暴的前夫入獄。劇中，花子喊著「不要回頭、不要說再見」送走Rose媽媽的那幕特別讓我印象深刻，這邊的台詞不只是台詞，同時也是受刑人出獄的習俗。

出獄後更生人的就業是困難的，尤其是女性受刑人。法務部更生人就業調查顯示，女性更生人能順利就業的不到7成，往往碰壁到最後，酒店等特種行業成為大家最後的選擇。

雖說酒店容納了這些族群，同時也因為缺乏良好管理，與地下勢力、非法交易的距離也相當靠近，最大宗的即是查獲毒品買賣遭逮捕。因此，當事人往往在監獄進進出出。

劇中百合協助男公關亨利交易毒品，真實社會裡，這在日式酒店場景是不常見的，在台式酒店相對較多。台式酒店亦有分允許使用與不允許使用的類型，負責販賣的人也不會是小姐，而是以幹部為主。而且，近十年的台式酒店毒品已是不那麼常見，可能會看見客人自主帶去使用，但大部分店家嚴格規定禁止，所以察覺到客人使用了也要回報給酒店，店家會請行政人員勸阻。

小姐與幫派

販賣毒品為部分幫派的主要獲利之一，當然不是幫派成員也有可能販毒，只是量多量少的差異，幫派成員同時也是台式酒店的主要消費族群之一，小姐在服務客人時就可能會認識幫派成員，在親密頻繁的社交下，產生感情開始交往也是相當常見的。

為了避險，經常可見販售者將交易窗口交給女性伴侶負責接洽，交易場所基本上也不會在酒店，因此遭查獲被捕時，時常抓到的是身為窗口的女性伴侶，甚至也有女性伴侶主動頂罪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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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派的成員與酒店小姐有著微妙的連結，年少離家的族群缺少學經歷背景，女性可能會選擇從事門檻較低的特種行業，而男性可能加入幫派，破碎的原生家庭或與家庭不和睦可能是共同的離家原因，雖然特種行業與幫派並不等於典型的家庭，但卻可以取代家庭給予孤身的人歸屬感，因此在親密社交時容易產生共鳴容易、彼此依賴，都是被社會排除的個體更容易相知相惜，彼此的存在是難得的，難得的可貴，所以在身為「非能動個體」的女性角色，更容易在伴侶犯罪時選擇為其犧牲，以示愛的表現。

家暴受害者的自救

劇中，《雨夜花》隨著花子狼狽的身姿與虐心的處境響起，這是令我極為印象深刻的一幕。

《雨夜花》一般給人帶來的印象是「禁歌」、日治時期又或者是羊奶粉廣告歌曲？其實《雨夜花》正是一首描述悲傷風塵女子的歌曲，原創作者周添旺在酒家應酬時獲得靈感，歌曲描述的正是鄉下女孩來到都市，愛上台北的男孩而後被其拋棄，又因當時已論及婚嫁，無顏返鄉，輾轉進入酒家工作的故事。

歌曲的背景故事呼應花子的人生，花子正是從小漁村來台北工作的女孩，經歷悲慘的關係，曾從娼為生，因遭受家暴、自衛殺害前男友而入獄。

花子的背景令人想起1993年轟動一時的鄧如雯殺夫案。花子與鄧如雯遭遇類似，但比起花子，鄧如雯的處境更是嚴峻，儘管迫於無奈、受暴、受辱的情節屬實，但無法被法院認定為正當防衛與義憤殺人，無法在第一時間脫罪，也無法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鄧案初期，面對的社會現狀是家庭暴力議題長期被漠視，而傳統觀念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家裡的醜聞不得讓他人知道，因而家庭暴力問題無法被有效解決，亦無友善申訴管道。在這種狀況下，過往的酒店從業族群很大一部分是逃離家庭的家暴受害者——她們必須自救，逃離讓自己痛苦的環境，另尋場域謀生。

從1990年開始，女性團體開始積極關注家暴議題，成立庇護所保護家暴受害者，1993發生鄧如雯案件使其更著力引起社會關注家暴議題，直到1998年，台灣終於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

中高齡女性償還債務

「我已經不年輕了，也沒有一技之長，還欠一屁股債，如果連這裡都不要我的話，你不等於要我去死嗎？」這是阿季（謝瓊煖飾）要被Rose媽媽開除時的台詞。

劇中除了女性受刑人的角色外，還有代表著中高齡與債務問題族群的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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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不乏因債務而入行的從業族群，有被詐欺的、替人背債的、負擔龐大醫藥費的、也有因為欠下高利息借貸的。根據我們團隊在2021年酒店從業者背景調查的統計數據顯示，近乎八成為有債務在身的族群。另外也有借錢時附帶簽屬本票，但欠款結清後債權人不歸還本票的案例，當本票被執行時通常是見票即付，若無法舉證是無效本票，仍然得支付本票上所載的金額。其中，中高齡族群的求職道路更為狹隘，劇中有龐大債務的阿季儘管成功在一般職場就業，也可能無法支付欠款。而大部分中高齡女性，不被一般職場所接納，勞動力有限，身體無法勝任粗重工作，陪酒工作也會因此成為她們的選擇。當代的萬華地區，即為中高齡陪侍工作者的密集工作據點之一。

單親家長的謀生選擇

劇中Rose媽媽同時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單親家長（丈夫還不願意離婚）。

在職場性別歧視特別嚴重的時代，本就受困於女性工作能力低於男性的刻板印象，更何況是攜子的單親媽媽，更容易遭受職場歧視，往往被工作機構認為是麻煩，一定無法穩定工作。但孩子的學費、生活費、學齡前的保母費，都不是一筆小支出，對於學經歷不漂亮的職業女性來說，要找到一份足以負擔育兒、教學、生活費的工作並不容易。

我們所調查的統計數字顯示，300位小姐裡，有6成是單親家長。除了女性外，亦不乏單親的男性從業族群。

社會目前公共托育資源不足，尤其是夜間工作者的托育資源更為缺乏，而全日與夜間的托育中心並不合法，因此酒店工作成為一個對單親家長相對友善的選擇，除了可以負擔家庭支出外，也足夠負擔請保母的托育費用，如果孩子臨時有緊急狀況，酒店的排班比起一般職場彈性，容許臨時請假亦不會因此刁難，在日本的部分特種行業職場甚至有專設的托育空間，使母親在上班前可以就近托育，在空檔時可以去看照孩子。

無人打傘的雨夜花

酒店是許多困境中人的另類安全網，但也同時是暴力與剝削的高發地。

在《雨夜花》歌聲中的花子，比起感情戲，她的故事更值得討論。花子曾從事娼妓，後來成為光的小姐，偶然遇見之前的客人彪哥，彪哥以極為調侃、惡意的態度與花子互動，並表示想再次發生性關係，但此時在光工作的花子已經不再提供性服務了，只好以各種方式推辭拒絕。彪哥不是不知道，卻故意欺辱花子，這樣的行為早已超過酒店小姐工作內容所需要承受的，就是對於女性、性工作者的惡意攻擊。

後來，花子被擄，被強暴後丟包在山上的道路，這幕讓我聯想到除了酒店中的性暴力外，還有1970年彭再興連環性侵命案、1977年江子翠分屍案與1996年的彭婉如綁架命案，許多案件的共同點都是女性遭遇性侵後被殺害，受害者大部分為職業女性，其中更不乏殺害娼妓的案件。

1960年代後職業女性漸增，但整個社會氛圍仍然是圍繞著女性走出家庭的負面評價。女性應該持家、不得夜歸、衣著必須保守、「男主外，女主內」的主流觀念⋯⋯仇視職業女性的聲浪與職場性別歧視問題起此彼落，儘管在政策導向兩性經濟地位趨近平衡，社會氛圍仍是由陽剛氣質宰制的，女性的生活、包含性應該被男性宰制，不該以能動主體的角色存在。

在這種狀況下，儘管性暴力發生，也被視為女性的責任，輿論會認為「女人因為不符合她應該要有的樣子才會被強暴」、「女人不聽話才會被強暴」。回到花子的故事，社會氛圍姑息性暴力的發生，更何況是發生在性工作者身上。性工作者往往畏懼曝光所從事的工作，同時也是被社會氛圍視為汙點的存在，至今仍是。一般職業女性遭受殺害可能會震驚社會，但若性工作者受害，往往鮮少人在乎，「娼妓遭受暴力、遭遇殺害」大多以都市傳說的形式存在。2003年的愛河流鶯連環殺害案，留下的只有聳動獵奇的標題，也不見性工作者的安全議題被重視、被討論。

由於不少性工作者獨自居住，或工作地點就在住處，加害者對性工作者下手容易，犯罪曝光風險又相對低，因此搶劫、殺害性工作者的案件層出不窮，獲得社會正視的機會卻不多。

酒店公關的職場也類似。在服務生理男性的酒店中，絕對不會缺少的勞動傷害就是性騷擾與性暴力，儘管我們身處2022年的現在，因為行業汙名在官司上不利，甚至是被懷疑仙人跳、在通姦罪尚未除罪化前，當事人遭遇性侵、卻被反告通姦的狀況比比皆是。當然客人並不全是那麼糟糕，但這樣的大數據確實存在。

性暴力與性工作息息相關，因此會有人在這裏獨斷的解讀：「所以性工作就是性剝削阿，酒店也是性剝削。」

但性剝削真的就是這項工作的本質嗎？部分的女權主義論述認為：性不該是勞動，性的回饋應是性本身的價值。但好的「性」不是人人都有，輸出「好的」性服務不應被作為奴役解讀，就如同輸出「好的感受」的情緒勞動者一樣。試想一下日本知名男公關羅蘭，他認同自身工作，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剝削的客體，而是能動主體，並把自己的勞動專業化。當代的性產業也出現了許多服務多元性別的類型，並不侷限在生理男性。為什麼提供的服務本質相同，但小姐們的勞動環境相比男性卻更加危機四伏？

性剝削並不是來自性工作，產生剝削的，是一整個社會對於女性與性工作者的惡意，剝削是建立在掌權者對於弱者的壓迫上。歧視的結構橫跨種族、性別、職業，針對特定族群的暴力始於歧視，龐大的歧視結構才是我們得對抗的，而不是二元性別、仇視男性、或汙名化某個工作。

正視與解構受壓迫者的困境，我們才能真正為無數的花子撐起傘。

20200505-疫情專題、酒店、林森北路、酒與妹仔的日常（陳品佑攝）

「下海與上岸其實是同一件事」

「你說的下海與上岸，其實是同一件事。」這是我們在演講時經常說的一句話。將小姐抽離酒店後，對他來說絕對是好事嗎？還是會因此再度回到貧窮的循環？

不是每個人都擁有好的資源與好的家庭背景，一時不如意做了不可逆的選擇，往往會使人們陷入逆境，而在逆境中的人們不見得都能被社會安全網接住。社政資源的嚴苛標準、人手嚴重缺乏的社會工作者、對於特定行業的汙名，都會使逆境中的人更為無助。酒店目前並不是一個優良職場，但不代表我們不能設法改善，也並不是沒有喜歡這份工作的小姐，人們只是在備受輿論歧視的風氣中儘管喜歡也不被容許承認。

我很喜歡酒店小姐這份工作。這份工作給我帶來了對於外表的自信與處變不驚的應對能力，雖然《華燈初上》的主要劇情是感情與懸疑線，但我們也可以從劇中的小細節觀察到不少需要被關心的社會現象。

時空背景從劇中的1988來到劇外的2022，疫情之後的林森北路依然每晚繁華，女性的困境仍然存在，酒店與相關行業的困境也是。但不同的時空裡，都有努力讓傷害變少的人存在。華燈初上不只是歌舞昇平，也是對抗汙名，看見被社會排除的人們。我們該接棒繼續努力，為雨夜花撐起傘來，點亮夜晚的歸處，使衝突但立意良善的立場找到平衡，然後一次又一次的展開對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