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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後27年,這個長在傷口上的新國家,接納了阿富汗的女孩

過去幾十年來,政局動盪、武裝衝突與普遍的極端貧窮使阿富汗一直是全球主要難民輸出國之一,多數難民安置於伊朗與巴基斯坦等鄰國。而當塔利班於八月重掌政權,更引發新一波逃難潮,目前人數與後續影響仍難以估計。

2021年,阿富汗女童在難民營畫畫。(AP)

過去幾十年來,政局動盪、武裝衝突與普遍的極端貧窮使阿富汗一直是全球主要難民輸出國之一,多數難民安置於伊朗與巴基斯坦等鄰國。而當塔利班於八月重掌政權,更引發新一波逃難潮,目前人數與後續影響仍難以估計。

至目前為止,英國、加拿大等國皆宣布將接收阿富汗難民,特別是女性與塔利班治下可能面臨高度風險的族群。美國亦聯絡非洲與中南美洲國家,請求協助暫時安置。其中,烏干達是最早宣布將協助接收的國家之一,於塔利班掌握首都喀布爾的二日後便發布消息。

在烏干達之後,其鄰國盧安達亦證實將接收阿富汗一所女子寄宿學校250名師生與其家人。此消息最早出自學校創辦人的推特,然而她也表明需要隱私,不願多談學校與盧安達的交涉過程與落地後的規劃,但求國際社群持續關注阿富汗女性的處境。

阿富汗女學生(AP)
阿富汗女學生(AP)

從學校創辦人的公開消息,以及盧安達除接收女子學校外,並未表態將收容更多阿富汗難民的反應來看,其實極有可能是由校方主動選擇前往盧安達,並獲該國政府同意。

值得一探的問題是:為什麼是盧安達?

「我們知道在自己國家作為難民是什麼感受」

無論是否校方主動選擇,收容阿富汗女學生的決定,已經喚起了盧安達人的共鳴與記憶。一名盧安達大屠殺的倖存者針對此消息回應:「歡迎他們。我們盧安達人知道,在自己國家作為難民是什麼感受。」事實上,也正正是大屠殺所留下的慘痛印記,使日後盧安達成為積極提倡女性權益的國家。

1994年發生於盧安達的大屠殺震驚世界,真實受害數字至今無從得知,一般認為,在約100天的時間內,大約有50至80萬人遭殺害,且有更多逃往烏干達、剛果等鄰國,或是成為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受害者中男女老少皆有,然而在大屠殺的起始階段,圖西族男性一直都是主要殺害目標,最主要因為大屠殺發生在盧安達內戰的背景脈絡,胡圖政權亟欲清除圖西族敵對勢力,而除掉敵方族裔男性,就能直接削弱敵方戰鬥力。

相對男性,多數女性所受的折磨更像是「延緩執行的死刑」。作為種族清洗的手段,婦女們遭受強暴,甚至被加害者惡意感染愛滋,從此與病痛為伍。失去伴侶與家人的她們更得獨自面對社會汙名,不受原生社群見待;若是懷上加害者的孩子,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相似的強暴受害者污名化也發生在同時期的北烏干達內戰。據北烏干達國會女議員與其他受訪者所述,受暴女性往往原生社群指責為「叛軍的妻子(rebel’s wife)」,遭侵害所生下的孩子則是「棄子(unwanted children)」。又因為女性在北烏干達與盧安達無權繼承土地,這群受暴婦女與其父不詳的孩子更加難以維生。

盧安達大屠殺造成80萬人喪生,許多婦女遭強暴懷孕(AP)
盧安達大屠殺造成80萬人喪生,許多婦女遭強暴懷孕(AP)

但另一方面,大屠殺造成大量男性身亡或入獄,「使得許多重要工作不得不由女性接手。」

由於受害規模過於龐大,倖存下來的盧安達婦女需要投身工作、又無法回到過去的社會歸屬,在這種情況下,她們開始因為集體的戰爭記憶而彼此照顧、團結療傷,形成新的身份認同,並以此取代她們失去的傳統社會身份。

這樣一群戰爭倖存的婦女,遭傳統社會文化加害,卻又不得不扛起社群與國家重建的重責大任,這一切都將盧安達的女性主義推向新一波高峰。在經歷過大屠殺的盧安達,無論是政府或民間多年來皆大力推動性別平等。

在政治參與上,女性開始獲提拔擔任高階職位,如部會首長、大法官、國會議員等,政策與立法亦逐步融入性別分析架構;在民間,婦女團體領導社會重建,填補後屠殺初期的社會真空,協助照顧受害者的基本需求並重新建構社會支持網絡。

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使盧安達在1999年通過繼承法(Inheritance Law)修正,賦予女性財產繼承權。此外,過去盧安達女性被禁止簽訂合同、尋找支薪工作,也不能在未獲丈夫或父親同意下開戶與單獨登記財產,都在這次修法中獲得保障。修正案通過不只是對倖存婦女的補償、使其在法律保障下能爭取更好的生活,更是認同了女性於盧安達社會重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03年,盧安達於大屠殺後第一次舉行大選,下議院80席次有39位女性,接近過半的比例使盧安達在性別平等相關評比的表現,一舉超越世上多數國家。在最近一次大選,下議院女議員比例更達到61.3%,80席次中有49位女性

2019年4月7日,盧安達民眾參與大屠殺25周年紀念儀式。(AP)
2019年4月7日,盧安達民眾參與大屠殺25周年紀念儀式。(AP)

然而在耀眼的女性參政數字下,性別平等對居住在偏遠地區、教育程度較低、更為弱勢的婦女而言仍然是天方夜譚,政策與立法的改善仍難以惠及這些婦女。對於因大屠殺傷害而團結的女性來說,過去的夢魘仍時不時會上門;面對因強暴而產下的子女時,也往往帶著複雜的情感,有些母親能全心全意愛這樣的孩子,有些則在看著孩子時感受到痛苦多於喜悅,因孩子的存在觸動母親遭強暴的記憶、也總讓人想起他們的殺人犯生父。

即使仍未能完全擺脫過去的傷痕與不平等,她們的經歷依舊呼應了鄰國剛果受暴婦女庇護組織歡樂城(City of Joy)的銘言,倖存的婦女要脫去受害者的身份,「將痛苦化為力量(turn pain into power)」。那不是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反覆回到傷痛中,一遍遍地更加茁壯。

大屠殺後27年,這個長在傷口上的新國家,接納了另一個動盪國家的女孩。兩國所面臨的狀況其實無從直接比較,然而對於曾受壓迫、曾被噤聲與剝奪權的女性而言,這都是同樣一場從倖存到茁壯的奮鬥。(完)

(這是《世界走走》的第65篇原創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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