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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金馬最佳導演羅卓瑤:在無根的荒原,爭大自由

「花果飄零的下一句,就是靈根自植」,羅卓瑤說,而靈根自植是一個在每日做事中實踐的過程。

羅卓瑤在最新作品《花果飄零》拍攝現場取景。(羅卓瑤提供)

「花果飄零的下一句,就是靈根自植」,羅卓瑤說,而靈根自植是一個在每日做事中實踐的過程。


羅卓瑤的家安在墨爾本。一座獨門獨戶的房子,推開後門,一大片猶如小森林的綠野。每天早上,她和方令正去散步數十分鐘,然後一整天在各自房間工作,家中遊戲房也改裝成home studio,電影剪輯、聲效、調色都在家中完成。兩人是創作夥伴,也是生活伴侶,餓了就一起煮簡餐。

「雖然是freelancer,但我們生活比較規律,好似marathon runner,要將身體維持在一定水平,才可以創作。」視訊鏡頭前,羅卓瑤說,她總感覺每天的時間都不夠用,要一直拼命做事。她今年64歲,銀絲爬上了頭,但神態和話語,是不知疲倦的青年。

生於澳門,長於香港,25歲留學英國,37歲和丈夫方令正移民澳洲,羅卓瑤導演作品的資金和劇本都已走向世界,但思緒逃不出生長之地。去年底,她和方令正推出《花果飄零》,是兩人自資製作的散文電影。片中重返澳門家鄉的「我」一路追尋可能在澳門一二三事件中去世的「哥哥」,而重返香港的留英青年,迷茫時認識了能通靈的傘運少女,接通一百多年前的革命鬼魂,而「我」也隨着「哥哥」在澳門和香港的横街小巷悠轉,重新發現往昔革命烈士楊衢雲和孫中山的歷史遺迹。

時光變換,不變的是苦尋而失落的心志。羅卓瑤憑此片一舉奪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但電影大概不能在香港上映,而在中國大陸,無論對《花果飄零》抑或導演獲獎均沒有任何報導。天地之間,哪裏是回得去的家?羅卓瑤說,飄零是華人的命運。

「我們都是nomad,在哪裏都無所謂的,中國文化的根在哪裏,你就去找,在哪裏都可以找到...... 徒勞無功的時候就徒勞無功,不緊要,不緊要...... 」

生命的火

世界走走專訪:第5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羅卓瑤。(羅卓瑤提供)
羅卓瑤在《遇上1967的女神》拍攝現場。該電影2000年上映。(羅卓瑤提供)

年輕時羅卓瑤很迷茫。從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後,她不知道要做什麼,三個月內換了七份工,每一份都覺得不對勁。

那是70年代尾,香港還活在經濟亢奮中,羅卓瑤是格格不入的文藝青年。她愛詩歌、彈琴、電影、戲劇。中學時她讀嘉諾撒聖心書院,連續六年和同學玩舞台劇,中六時參加全港中學戲劇比賽,她當導演,改編聖女貞德的故事。作品奪得七個大獎,大家興奮去慶祝,她沒有去。

劇散了,一切消失了,她很失落。「這個舞台劇,讓我很深刻的感覺到眼前的事情忽然間消逝,一切無法留下,時間也無法停留。一種人很無助、脆弱的感覺,生命這樣流逝,有什麼可以留下呢?」

羅卓瑤從小體弱,常進出醫院,接觸生死病衰。她感官敏銳,對影像和聲音特別敏感,總記得往昔的鮮活畫面,更傷感於時間流逝。

當時有朋友告訴她,香港電台正請人做助理編導。「我一拍嘢,就發狂一樣,」光是興奮不足以形容,她感覺生命燃起了一團火,找到了表達自己的方式。和舞台劇相比,影視作品這種載體可以被留下,還可以把她對影像、音樂和文字的喜愛結合在一起。「我搵到了!那是一個calling,不是一個job,你想resist都不行的,推不走。」

她笑說,從此她就亡命工作,在港台每天做十幾小時都不感覺累,還少了生病。當了半年助理編導後,她升做導演,一開始是以外景車用錄影帶拍單元劇,後來編入菲林組,用菲林拍半小時或一小時的獨立劇情短片。

香港電台當時是電影人的搖籃。「在港台拍劇集,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立的,等於拍short film,從research到配樂,整個創作都是一個人完成,這是很好的訓練。」但她不甘心循規蹈矩地完成製作,總要問為什麼,例如她想要呈現高對比度的畫面,攝影師常回應:不行的,導演,這做不到的。

「點解拍唔到?我最憎人跟我說拍唔到...... 為何不可能呢?又不跟我解釋。我就很生氣。」1982年,她考取英國國立電影電視學院(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的碩士,成為該學院創辦以來招收的第一個華裔學生。

剛入學,系主任問她,要拍什麼電影?她說她想在「電影中寫詩」,系主任說這很難,做不到。「為什麼?我覺得可以。」羅卓瑤不甘心。她喜歡詩,但承認文字不是自己最敏銳的載體,而在電影中,透過影像、聲音和話語魔術般的結合,她想實現詩性的表達。

在英國,她學電影理論,學攝影、學編劇,熟悉電影製作每個環節的細節,以後他人就不能輕易告訴自己做不到。

1985年,她導演的畢業作品《外國的月亮圓些?》(They say the moon is fuller here) 打響頭炮,獲得芝加哥影展銀牌獎。

羅卓瑤隨後回港開啟導演生涯,從1988年的《我愛太空人》開始就與編劇方令正合作。他們一起做過不少商業片,但更被記得的是一部部藝術電影,如《秋月》、《浮生》、《遇上1967的女神》等,常被評價擁有別樹一幟的鏡頭語言和詩意敘事,呈現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流離漂泊。

無根是一種真空的狀態

世界走走專訪:第5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羅卓瑤。(羅卓瑤提供)
羅卓瑤在《浮生》拍攝現場。該電影在1996年上映場。(羅卓瑤提供)

回想小時候,羅卓瑤浮現的是溫暖而平靜的小城。

60年代初,澳門還不知賭城為何物。羅卓瑤和爸媽、五兄弟姐妹(後在香港添兩個弟弟)、爺爺奶奶住在大屋,從客廳望出去是門廊,門廊外是一個小花園。她生性獨立,愛一個人砌積木。家中教育傳統重守禮,父親以身作則,也常叮囑女兒,「女仔千萬不要做花樽,男女平等,誰可以讀書,爸爸都支持。」家裏娛樂是每週去看電影,爺爺奶奶帶她去看粵語長片,爸媽則會帶她去看西片。 

66年末,澳門爆發「一二·三事件」,10歲的羅卓瑤跟著家人移居香港。她還記得,一家大小開車離開,她不捨,回頭向老房子揮手道別。

長大後的羅卓瑤,常體會到這種離鄉別井的哀愁,澳門的老房子不時回到她的夢中。在英國讀書時,早上醒來,她突然很不想開口說英文。「或者聞到似乎是香港的味道,屋企煮餸的味道,就一天都不開心。」

她有時會想起奶奶在廚房剁肉餅的聲音。不開心的時候,整天都不離開英國的住所。她說,那是一種「掛在半空的感覺,真空的感覺。」

哀愁又離不開動盪的時局。班上25個同學,20個英國人,其餘5個來自瑞士、希臘、阿根廷、以色列。「他們個個最後都有國家回去的,但我返去香港,那時候鄧小平和柴契爾正在談判香港的將來...... 那香港導演是什麼呢?返去的香港是不是香港呢?」

飄零無根以及人在其中如何面對親密關係和文化衝突,成為羅卓瑤不少作品的主題。

愛在別鄉的季節》由張曼玉和梁家輝主演,講述知青出身的番禺女人與丈夫、幼兒分離,獨自前往美國拿綠卡後失蹤,後來丈夫偷渡美國尋妻的故事。在《秋月》中,日本青年迷茫中來到香港旅遊尋找美食,巧遇準備離開外婆、移民加拿大的中學生,兩人雞同鴨講,在外婆的美食中生長出純真友誼。數年後的《浮生》則呈現了97移民潮下的一個香港家庭:老父母移民澳洲,與早移民當地的二女兒在同一屋簷下衝突不斷;兒子獨留香港,靠性愛麻痹自己;移民德國的大女兒則在深夜尋問,自己到底是誰?

人們總說羅卓瑤的作品豐富呈現了華人移民潮,不過她說,穿透地域和身份,她想直視的,是現代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還有一種虛空。

「沒有了一種故鄉的、tribe的溫暖,沒有一種community,你只可能有朋友,但你沒有community。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很寂寞的,孤單的。」羅卓瑤說。

1994年,厭倦了香港講求速度、回報和效率的電影市場,羅卓瑤和方令正決定移民澳洲,擁抱更自由的創作環境。完成《浮生》之後,他們買了一架四驅車,在澳洲自駕旅遊了20多天,開過沙漠,路過礦場,有了下一部作品的靈感。

在《遇上1967的女神》中,他們進行了更為大膽的實驗:一名戀物的日本青年為了購買一架1967年出廠的經典雪鐵龍,獨自赴澳洲,遇上盲人美女;來自截然不同背景的男女在孤單中彼此認識,而旁觀一切苦難的雪鐵龍也彷彿成了一個主角......在荒原般的現代世界,人們只能靠自己體會疏離,又不斷出發,去尋找親密。

靈根自植就是去做事,做具體的事

世界走走專訪:第5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羅卓瑤。(羅卓瑤提供)
羅卓瑤在《浮生》拍攝現場。(羅卓瑤提供)

羅卓瑤定居澳洲已經27年。眼下她的兄弟姐妹四散多國,有姐姐在台灣,有的在德國。「現代中國人就是這樣,四海為家,」她說,不過父母也在墨爾本,身邊還有不少侄兒,她說習慣了,不那麼孤單。

80年代從英國回港後,她就跟隨哲學教授、牟宗三學生吳甿鑽研中國哲學。正如《花果飄零》中的香港青年感通革命亡靈,她也在數十年前的哲學大儒牟宗三、唐君毅的哲思中尋得力量。不開心、心不安的時候,她就會讀牟宗三的書,「就算不完全明白也喜歡看,看的時候就會有一種comforting、舒服的感覺,像meditation。」

1949年唐君毅來到香港,隨後成立新亞書院。1961年,他發表《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2年後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面對中共建政前後大量華人流散世界各地,唐君毅在憂患中指出,中華民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人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於當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要找每天做人的意義,大家一定是很迷茫,失落的,我們的出路在哪兒呢?」羅卓瑤說,她理解,「花果飄零的下一句,就是靈根自植」,而靈根自植是一個在每日做事中實踐的過程。

「慨嘆是沒有意思的,只能去做,具體的做事,每一件事你去做的時候,就會得到更多啟發、反省,或許會找到一些出路。」她說,「只要你坦承面對自己,面對自己想做的事,(靈根自植)就在發生,每天、每分鐘都在發生。」

她想做的就是藝術電影,將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而非純粹的大眾娛樂。

藝術電影不賺錢,她問為什麼,問觀眾也問自己。《浮生》是夫婦兩人移民澳洲之後的作品,拿的是澳洲政府的投資,但隨後自由黨上台,資助開始縮水。

「到了《如夢》,嘗試在中國人的市場中,無論如何都找到1%的人欣賞藝術電影,不是純entertainment,高一點的。但後來虧了兩部戲,我們覺得(市場)可能真的未必有......」她感慨,但沒有停下來,又嘗試另一條路:一邊拿商業投資拍「正常的」電影,用賺來的錢自資做藝術電影。

《花果飄零》就是這樣誕生。資金緊促,整個劇組只有寥寥數人。羅卓瑤是導演,她和方令正一起編劇,方令正做攝影,另有一個非科班出身的收音師,由方令正一邊教一邊做。「還有一個助手,助手也在戲中做一個角色,如果收音來不了,他也幫手收音。沒有人啦。」她說來輕鬆。

演員也有一些是熟人,男主角是羅卓瑤在香港認識多年的一個中醫師的弟弟,這名中醫師也在電影中出演一場戲,女主角是casting選角而來。整個電影的後期,在墨爾本家中的studio完成,一切全靠兩個人,做得昏天黑地。

既然不放棄,就要爭大自由。你可以不被他人約束,用很小的錢也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是一種大解放。」羅卓瑤說,她很希望努力掙脫過去十幾年來狹窄的電影創作空間。

2016年開拍,2017年完成初剪,兩人不太滿意,但反正沒有投資方催促,就擱一邊,開始另一條腿——著手商業投資的英文劇本。2019年,她一路看著香港爆發抗爭,隨即因疫情困在家中,他們回看初剪,終於明白該如何修改。

最終,作品在2021年底在悉尼(雪梨)電影節首映,隨後在台灣金馬獎放映。羅卓瑤很記得坐在悉尼電影院時的緊張感。「之前都是在屋企的校準監視器中看的,在電影院我們終於看到畫面效果,比監視器上看的更好,線條更清晰,環回立體聲也出來了,」她說,「我們成功了。」

把自己洗乾淨

世界走走專訪:第5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羅卓瑤。(羅卓瑤提供)
羅卓瑤在《如夢》拍攝現場。該電影在2010年上映。(羅卓瑤提供)

現在她正籌備《花果飄零》續集,早前準備的英文劇本,將在今年底開拍。3月4日起,台灣將舉行羅卓瑤作品回顧展。

回想自己一路創作,羅卓瑤說,她希望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讓觀眾走上一段體驗的旅程,在過程中找回和喚醒「平常日日夜夜中會忘記了,或隱蔽了的自己」。

要達到這樣的狀態,她也必須「把自己洗乾淨」,擁抱全部的感受和念頭。多年來她和方令正都在探索這種直觀、感通的創作方式。「Eddie會首先寫低數段不同處境人物的故事開端,寥寥數句,先給出一個人物的處境,看哪一段我會有感覺,最有趣,然後就發展下去,」她分享,「每日洗乾淨自己,就去創作,去想,有些東西彈出來,可能就是真的。不要簡化人......(創作的時候)要將自己的全部放進去。」

「於我而言,拍電影是捕捉我的追憶、我自身存在和我身所處的時代所面對的艱困之反思、觀照生命及它的複雜性;最後作為一整體於時間中封存於電影內。」在寫給回顧展的場刊中,她如此總結自己對電影的思索。

回想中學時,學校組織同學去看電影,羅卓瑤瘋狂迷上《沙漠梟雄》(台譯:阿拉伯的勞倫斯)。這部1962年的英國作品依照一戰時英國軍官Thomas Edward Lawrence的經歷改編,描述一位理想主義者在戰爭中對於暴力、身份認同、家國族群認同的複雜思索,拷問「我是誰」。

觀看後,她獨自去圖書館借看Lawrence的自傳Seven Pillars of Wisdom,至今記得其中一句這樣寫:「世間上有很多玫瑰的花香,但為什麼我要選擇走有很多刺的玫瑰小徑呢?」(完)

世界走走專訪:第58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羅卓瑤。(羅卓瑤提供)
羅卓瑤在最新作品《花果飄零》拍攝現場取景。(羅卓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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