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異男女性主義者的婚姻自白

每一個人都是經歷了社會所給予的種種自由與限制之後，才活成了今天這副模樣。

是的，我是一個異性戀男性，也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在過去幾年裡，陸陸續續有媒體邀請我以「異男女性主義者」的身分，寫下我的觀察、我的感想，而我也應邀寫了。但坦白說，我始終不覺得身為一個「異男女性主義者」，是件特別的事。因為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都在促使我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即使對我這樣一個異性戀男性來說，都是如此。

我和女友在去年結了婚，婚後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是「住哪裡」的問題。我和她的原生家庭都在台北，但工作都在花蓮，所以我們當然選擇了住在花蓮。正因如此，逢年過節回台北拜訪父母時，老婆都必須面對終極的二選一：晚上她是要回到她的原生家庭和父母一起住呢，還是要來到我的家庭，和我的父母一起住？

面對這兩個選項，雙方長輩各有所好，我和老婆夾在中間周旋了幾回，也算是找到了皆大歡喜的辦法。不過在二選一之外，有個選項卻從未被提上議程，那就是「我去到她的原生家庭，和她的父母一起住」。

何以如此？那當然是因為在主流社會的觀念裡，女人是「嫁」到夫家的，而夫家則是「娶」回了一個媳婦。我想我不需要在這裡重複老掉牙的父權社會分析，但令人遺憾的是，如此老舊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男娶女嫁」的邏輯，以及在背後支撐著它的一整套異性戀婚家想像，至今仍在影響著許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且不只在婚姻裡如此。在學校裡，在職場上，甚至在虛構的影劇作品裡，到處可見的，都是一套非常固定的性別腳本。

最近一年來，我在 podcast 平台上製作了一檔讀書節目，當起了 podcaster。因為這份機緣，我有了幾次公開亮相的機會，並且收到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留言。這些留言當中有鼓勵也有批評，但至今沒有任何一則留言是基於我的「性別」而發的。可是，每當我瀏覽女性創作者們所收到的留言，就會發現我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一位在 YouTube 上分享英文知識的女老師，她可能會被評論為「漂亮」，被奉為「女神」，或被形容為「最能讓男同學愛上英文的老師」，縱使她所分享的語文知識，和她的女性外貌、女性身體一點關係也沒有。

以上種種，都是日常生活中極容易觀察、極容易體會到的現象。如果你身為一個女性，隨之而來的，就是一整套主流社會對你的預設，例如你應該要漂亮、你應該要有女性說話做事的氣質，並且你應該要給予那些稱讚你漂亮的人禮貌而莊重的回應，縱使那些所謂「恭維」的話，可能都是些令人不舒服、令人不自在的男性凝視。

類似地，身為一個男性，隨之而來的也是一整套主流社會的預設，例如你應該要負擔更多的經濟責任，你應該要陽剛、要勇敢，你應該要用所謂「理性」的方式思考和說話，你應該要保護被預設為弱小的女性人類。

當然，這些既定的預設，不見得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壞事。我就見過有不少女性嫻熟於搬演傳統的性別腳本，借力使力達成她們想要成就的目標；我也見過許多男性在他們被賦予的性別腳本中悠遊自在，彷彿那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性。不過，身為一個從小被當作「娘砲」的男生，我常忍不住想，如果跟隨「男性」這個身份而來的詞彙，不只有「堅強」而也有「允許脆弱」；不只有「獨立自強」而也有「互相訴說」；不只有「理性判斷」而也有「彼此理解」；不只必須一肩擔起男性承擔的所謂責任，而是能夠無所顧忌地表白自己的不安和憂慮──那，我們將會擁有怎樣一個不同的世界？

2016年我入伍服役前夕，當時是女友的老婆幫我剃頭。2013年至今，都是她幫我剪的頭髮，對於省下近萬元（8年，每月100元）的理髮費，老婆深感快樂。（黃星樺提供）

正是在我對自身性別角色的不滿之中，以及在我對異性經驗的好奇探問中，我發現了女性主義的知識傳統。女性主義能夠幫助我了解另一性別的生命經驗、另一種感受世界的方式、另一種回應世界的風格；同時，女性主義的知識也讓我更加理解所謂男性的性別氣質、性別角色，其實並非天經地義。

不過，這並不表示在接觸了女性主義之後，我成為了一個多麼自由寬廣的人。

和每個人一樣，我每天都在這個所有人共同生活的世界裡打滾，從小接收各種排山倒海而來的性別角色設定。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我沒有長成一個陽剛雄健，懂得擔起保護弱小之重任的男子；卻也從未長成一個溫婉秀氣，懂得體貼他人情緒的人。在兩種主流社會眼中理想的性別角色之間，我只是很普通的一個，有那麼一點「娘砲」的男子而已。唯一不同的地方或許只在於，在每天睡前的幾分鐘裡，我會忍不住想像一個男性和女性都越來越少受到性別角色束縛的世界。

我和老婆之間，擁有的也是極其普通的感情生活。我們很少進行女性主義的哲學辯論，因為和所有其他情侶一樣，我們的生活重心，就是彼此生活中正在發生著的大小事。我們會一起為了下禮拜要去台東玩而快樂，也會為了工作而忙碌、而焦慮。只是在很少數的日子裡，我們談起了和女性主義相關的話題。

我們也常一起參與社區活動。2020年的中秋節，我們住的社區辦聯歡晚會，我倆是主持人。（黃星樺提供）

在這些少數的日子裡，如果要挑選一天作為例子，我首先想起的，是2017年12月31日。

那時我和老婆尚未結婚，幾位朋友來到花蓮陪伴我們跨年。在跨年夜的歡聚裡，朋友們問起我們準備何時結婚。在這個問題上，我支吾了起來。我的確想和當時是女友的老婆共度終生，但我卻從未和她正式討論起「結婚」這件事。我卡住的地方，就在於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求婚」這個動作。

在台灣，異性戀情侶最常見的求婚辦法，就是由男方向女方求婚。之所以如此（而不是反過來），最直接的原因，恐怕也還是因為男性被認為應該是主動積極製造浪漫情境的一方；而女性則相反：她們被認為應該要扮演被追求的一方、對男性的求偶行動給予答覆的一方。除此之外，傳統漢人的「提親」儀式，其實早已表明了未婚女性是婚姻市場上的有價之物，她的婚姻要由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提供聘禮（或類似的象徵物）才得以換取。如果女方主動提親，那便形同商品主動求售，等於女方自貶了身價、敗壞了名聲。

正因為「求婚」帶有這樣的社會意義，我總是覺得「求婚」是一件很父權的事情，或至少是件很僵固、很陳舊的事情。我心中某個女性主義的自己，不斷在抗拒著求婚這件事。我沒法將「結婚」這件事提上我們未來規劃的日程表，因為我甚至無法開口和女友正式提起我想和她共度終生的願望。

直到2017年的跨年夜，我在朋友們的熱烈追問之下，我才將我內心「卡住」的地方說了出來，而那也是我第一次認真梳理我內心對於「求婚」的障礙。

聽完我的表白，當時是女友的老婆，給予了我一段簡單而直接的回應——她不是那麼在乎女性主義如何看待婚姻和家庭，但是她很在乎我，也在乎我如何看待我倆的關係。她想要的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求婚，而只是想要聽我表達我個人對這份關係未來的盼望、我個人對她的感覺，以及結婚對我個人的意義。

那一刻，我忽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結婚固然是社會的事，但同時也是個人的事。我能夠從社會結構層次分析「結婚」這回事，為什麼回到個人的層次，我就支吾其詞呢？

我在女性主義前輩那裡學到的一句老話：「個人的即是政治的。」這句話提醒我們，每一個個體身上發生的事，都和更廣大的社會結構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而我在2017年的跨年夜學到的，則是另一番同等重要的道理——每一個人都是經歷了社會所給予的種種自由與限制之後，才活成了今天這副模樣。我和老婆在這段親密關係的旅程中，曾經彼此分享食物和飲水，交織了彼此的快樂與憂愁，我們因此共享了一份對於過去的記憶，以及一份對於未來人生的盼望。這遠不只是社會體制運作的結果，它也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愛情故事。（完）

（這是《世界走走》的第101篇原創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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