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台灣「總體歧視」的殘忍（上）：當她們的子宮被放大檢視

早安，《世界走走》今天帶各位走訪移民之島──台灣，重新認識你周圍的新住民家庭。自詡「政治正確」的你，真的完全拿掉「有色眼鏡」了嗎？

• 台灣新住民及子女人口突破百萬，是你的親友、同學、同事。
• 曾被認為「很難教」的新二代，今獲「新南向」企望發揮雙語優勢。
• 新住民與新二代受過的整體社會歧視，你忘了，不代表不曾存在過。

編按：本篇為《世界走走》4/29透過Clubhouse專訪紀錄片《阿紫》台裔導演吳郁瑩、台越二代劉千萍。

不管從旁觀者，還是當事人的眼光來看，這都是一個社會總體歧視移民及其子女的過程。然而無知與荒謬的對待，是台灣人故意為之嗎？也不一定。

1980年代，台灣農村人口外流嚴重，都市女性重視職涯發展、傾向晚婚的趨勢顯現，跨國仲介婚姻開始蔚為流行，以紓解農村男性在婚戀市場的失利與傳宗接代的壓力。男人在家長期望下跨海追尋具「傳統婦德」的女人，之中不乏有人覺得「花錢就是大爺」，娶回來的「新娘」當然要乖乖持家、「生兒子」。

婚姻是普世難題，跨國婚姻橫亙語言、文化、階級差異，把人與人之間的誤解擴大，同理心消弭無存：婆婆氣憤「越南媳婦講不聽」、被生計壓得喘不過氣的男人擔憂「老婆隨時可能跑掉」、外籍配偶委屈「老公從不在婆婆數落我的時候幫我」。

大人之間相互仇視，卻忘了他們之間還夾著無辜的孩子，不斷吸收家庭衝突的負面訊息，家庭悲劇衍生成一個人一輩子難忘懷的痛。而家庭成員是整個台灣社會的一分子，當時台灣「文化不尊重」的案例俯拾皆是：「外勞」與「老外」在國人的語彙中代表不同階級；「混血兒」要受到人們吹捧可愛，也要看「混」哪裡的血。

台灣新住民人數迄今突破56萬，新二代更已經超過40萬人，但言詞間的歧視仍然固著。（可人賴@flickr / CC BY-ND 2.0）

2000年代以來，「新台灣之子」越來越多，台灣人的血統焦慮也加劇。劉千萍指出，混有東南亞血液的孩子，在各大研究與媒體新聞被形容為「容易發展遲緩」、「學習能力較差」，「容易受到越戰化學藥劑的影響」。

「我爸媽在1996年透過仲介婚姻認識，小時候有一段時間，我自己提出要跟阿公、阿嬤一起住，不跟爸媽住，令我媽覺得『我的小孩居然就這樣被搶走了，』」她說，當時社會氛圍質疑新住民教養小孩的能力，「我聽過長輩告誡，你給媽媽帶的話，可能上課會遲到，作業不會寫。」

「他們大部份出生在較貧瘠的農村，膚色略深、眼睛大而黑。他們的母親來自異鄉。根據統計，去年每一百個台灣新生兒中， 有八個是外籍新娘、四個是大陸配偶所生；他們的健康、學習、認同……是一連串的問題， 這群台灣新的未來主人翁，面對了怎麼樣的未來？」

──2003年《天下雜誌》的「新台灣之子」一文寫道

政府2016年起推動「新南向」，高喊發掘「新二代子女的新國力、新力量」。台灣新住民人數迄今突破56萬，新二代更已經超過40萬人，家庭人數加總逾百萬。政府看見東南亞的新興市場，欲結合新移民與新二代「優勢」，打通與東南亞國家經貿交流的任督二脈。

「新南向政策裡常常提到，新二代的優勢是雙語言、雙文化，我都覺得講太早了，當你的成長環境被歧視跟家庭矛盾困擾的時候，你很難去發展雙邊文化優勢。」現就讀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劉千萍提及，過去新住民及其子女被片面地認定為弱勢，想不到在台灣生育率面臨挑戰的現在，人們竟反過來期待新住民填補生育率缺口。

這也意味，以前新住民女性被婆家賦予傳宗接代使命，現在則被國民當作「生育機器」，甚至子女獲國家政府期盼擔任連結東南亞的橋樑。劉千萍無奈地說：「新住民作為個體，被關注與看重的時候，好像都與她的子宮有關。然而我們不應僅關注她們能生幾個，因為她們的到來不只添加台灣人口，還能開店做生意、帶來地方經濟活力，甚至為家庭負擔很多長照工作。」

婚姻結合方式千百種，任一種都不該被污名化

「如果沒有阿紫，阿龍準備獨自終老一生。小兒麻痺雙腳烙印下的阿龍，四十多才肯聽勸，花了不少積蓄和心力，到越南把阿紫娶回來。但對媽媽和身邊的長輩們而言，從越南娶回來的新娘就該聽話。阿紫同意遠嫁台灣，原來只希望被疼愛、被尊重。因為命運牽絆而在一起的兩人，在吵吵鬧鬧之間，多了相知相守的情懷。」

──《阿紫》劇情簡介

仲介婚姻被以「買賣」有色眼光看待，與惡劣仲介有關，「18萬包娶」、「保證處女、一年保固、不滿意包退」等對外籍女性人格羞辱的廣告傳單，曾經猖狂地張貼在台灣街頭。榮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的《阿紫》導演吳郁瑩指出，其實一開始，台男到異國迎娶新娘的一條龍過程，並沒有被當事人視為「買賣」，因為透過媒妁之言娶親本就是傳統。

吳郁瑩表示：「紀錄片當中，阿龍的媽媽也是經由媒人從隔壁村嫁過來，她與先生從來也不認識，當時才17、18歲，也是離開家庭來到完全不認識的地方，收取聘金，讓家人日子好過一點。」

但當「說媒」走到仲介婚姻這一步時，女孩子也變成了真正的商品。吳郁瑩說，仲介婚姻的流程大概是男方國家業者與女方國家仲介合作，例如在越南大城市，有媒人負責把各鄉村有意相親的女孩集結，帶到飯店，讓那些從台灣、南韓、新加坡或中國的男人「挑老婆」，「就我瞭解，女孩最被物化的時候，是真的讓十幾個女生站一排，任那些遠道而來的男孩子挑。」

劉千萍認為，仲介婚姻本該是中性詞彙，卻在台人優越主義與推崇自由戀愛的情況下遭到污名化，一些台灣人瞧不上東南亞，抱持新住民是來「騙錢」、「來掏金」的焦慮，假設「新娘」會落跑、不忠誠，加速仲介婚姻當事人的被標籤化，「以前我媽匯錢回娘家，是我們家很大的衝突點。」

劉千萍提到，現代人推崇自由戀愛，反在無意間「貶抑」仲介結婚的女人，直覺地認為這些女性辛苦經營的家庭生活「低人一等」。她並指出，外籍配偶其實亦是中性詞彙，人們把移民當成負擔才害它變為負面，「相對外籍總是受到放大檢視，從來沒有人會形容台灣籍的本國女生是『內籍配偶』。」

跨國婚姻裡被污名化的還有遭大眾嘲為「魯蛇」（Loser）的男方。吳郁瑩指出，紀錄片裡的阿龍不得不聽從母親成家立業的要求，鄰居與周圍的人對他們夫妻議論紛紛，對他的影響非常大，當親友說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妻子可能會跑掉，都在凸顯「台灣社會和鄉村雖然很單純，但這個純樸的環境裡面有某種程度的殘忍」。

（本文未完，請見（下）篇：在這座島成長的新二代、舊八代